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英語:Universal value),又稱普世倫理[1],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此後對普世價值的一種闡述是:「普遍尊重人權和人的尊嚴、法治、正義、平等和不歧視的世界;一個尊重種族、族裔和文化多樣性的世界......一個公正、公平、寬容、開放和具有社會包容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最弱勢群體的需求得到滿足。」[2][3][4][5][6] 《國際人權法》亦將《世界人權宣言》和普世價值作為基礎[7]。還有觀點認為,普世價值是一種源於西方的價值觀與倫理主張[8][9][10]。亞洲各地對普世價值的態度不一,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對普世價值持抵制態度[11][12][13][14],中國大陸也曾爆發「普世價值論爭」[9][15][16][17],而中華民國政府及部分台灣政黨則支持普世價值[18][19][20][21]。
定義
[編輯]即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有益的事物就有價值,對人類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也叫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涉及到兩重含義。
第一,為大家所「發現」的普世價值。以賽亞·柏林的定義是「普世價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間裏、實際上共同認可的、無論是否在他們的行為中明確表現出來的價值……」。[22]
第二,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價值。阿馬蒂亞·森認為當莫罕達斯·甘地認為「非暴力」是普世價值時,他主張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價值,並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價值。[23]許多不同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普世價值,例如對快樂的追求[24]和民主[25]等。
關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話什麼是普世價值的問題,跨越了包括心理學、政治學、哲學在內的一些領域。
各領域的觀點
[編輯]哲學
[編輯]哲學上對普世價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價值論和價值觀上,但在倫理學、美學和政治哲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倫理學
[編輯]歸結主義(英語:Consequentialism)認為只有產生具普世價值結果的行為才是正確的行為。[26]功利主義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義上內在價值的事物。
心理學
[編輯]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與一些心理學同事們對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話,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價值」是那些「影響人們選擇行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令人嚮往的觀念」。[27]他假說的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人類的需要: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以及與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包括在44個國家對不同文化的超過25000人問卷在內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存在着十種不同類型的56種具體的普遍價值:[28]
- 安全:強壯的肉體以避免疾病和天敵的傷害以及更高效地獲取物質、繁殖後代。清潔,家庭安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的穩定,報恩,健康,歸屬感。
- 享樂:擁有生存必需的物質,如食物和財富,作為快樂享受生活的保障。
- 權力:權威,領導地位,主導地位。
-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響力,智慧,自尊。
- 刺激:大膽刺激的行為,多樣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 自主:創造力,自由,獨立,好奇心,選擇自己的目標。
-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懷,才智,社會公正,平等,和平,美麗,與自然的融和,對環境的保護,內心的和諧。
- 慈善:樂於助人,誠實,寬容,忠誠,責任,友誼。
- 傳統: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謙讓,虔誠,尊重傳統,平和。
- 社會整合:自律,服從。
施瓦茨還測試了「靈性」這個類型,也就是「生命的意義」,但發現並不具有普世性。[29]
政治學和法學
[編輯]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語: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執行。[30]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法治和法治國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狹義的(英語:formal)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實質的(英語:substantive)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在內的個人實質性權利。[31]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儘管在學術界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但在各國的法律實踐上,憲政國家的憲法普遍包括了人權法案,因而實質法治得到事實上的廣泛的確認。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並成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法治是憲政的基礎,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32]
爭議與批判
[編輯]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類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之爭具代表性,而第二類爭議是哪些該算作普世價值[8][9][10]。
中國大陸
[編輯]2013年6月13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董事李世默說:「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33]
2013年8月,香港《明鏡月刊》第43期刊出了據說是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的全文,內文宣稱「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佔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宣揚普世價值)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34]
2014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說,普世價值是「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的事物,提出普世價值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然後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35]。
2016年2月,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指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審視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貶損、衝擊其他非西方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人們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匯、共榮,而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壓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國化』、『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這種狹隘的理念和偏執的做法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人類文化、文明的多樣性受到極大傷害。」[36]
2016年9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光斌在中國共產黨黨刊《求是》發表文章稱,自由主義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是20世紀末西方國家基於歷史終結論炮製的一種說辭,與19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優越論是同一個性質;而歷史終結論的實質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終結其他文明,還是白人優越論式的「文明的傲慢」[37]。
2018年6月,中國共產黨黨刊《求是》發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樑》一文,提到,有人在熱炒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無用論」的同時,把西方制度模式說成是「普世價值」,凡是符合西方標準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勁地妖魔化。這種被政治利用的「普世價值」等為錯誤思潮,是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38]。
2022年6月,《求是》雜誌刊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內容,習近平指出「西方國家宣傳普世人權、人權高於主權,陷入政黨惡鬥、政府失信、社會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導致政治極化、貧富分化、族群對立不斷加劇,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大行其道,人權問題日益凸顯」,習近平說明中國要堅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權發展道路,推動自己的人權事業發展[39]。
日本
[編輯]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說,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40]。徐勝指普世價值為「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他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41]。
新加坡
[編輯]2015年12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42]。
參見
[編輯]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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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編輯]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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