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里弗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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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里弗斯事件(法語:Affaire Dreyfus,發音:[lafɛːʁ dʁɛfys]),或稱屈里弗斯醜聞、屈里弗斯冤案是19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一宗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事件,事件起於1894年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阿弗列·屈里弗斯被誤判為叛國重罪,在當時反猶氛圍甚重的的法國社會,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爭論以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書支持屈里弗斯之清白為開端,激起了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改造運動(1898-1914年)。[1]
此後經過多次重審以及政治環境的變化,屈里弗斯終於1906年7月12日獲得平反,正式成為國家英雄,而連帶的社會改造運動也以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達到高峰。[2]此項社會改造運動(1898-1914年),與同期的美國進步時代(1893-1920年)、英國「新政自由主義」的社福改造運動(1906-1914年),屬於20世紀初歐美「進步派」社會改造運動中,三項較受矚目且較知名的改革浪潮。[3]
背景:19世紀末竄升的反猶氛圍
[編輯]自1871年第三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高層貪汙收賄、腐敗不法的事件頻傳,其中在法國金融界佔有很大勢力的猶太銀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經常捲入與政客勾結的醜聞中,因而保守派的社會賢達大力抨擊說,政府的貪汙、腐敗,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難辭其咎,加重了軍界與社會上的反猶氛圍。譬如反猶主義記者愛德華·德呂蒙(1844-1917)堅稱「軍隊中的猶太人正在損害國家利益」,於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傾向的天主教虔誠派、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派,組成一個「醜惡且熱烈」的反猶聯盟,並在1892年創立此聯盟的機關報──《言論自由報》,試圖把握任何機會將法國猶太人或其影響力「掃地出門」。德呂蒙與其為數眾多的粉絲經常標舉一個口號:「法國只屬於法蘭西民族」(背後意思是──「染指法國的猶太魔手必須被斬斷」)[4]
1892年爆發的巴拿馬運河醜聞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猶主義的上升。巴拿馬醜聞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賽布建造巴拿馬運河失敗的巨大代價。由於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敗,1889年負責這個大型項目的巴拿馬運河公司破產了,造成了近10億法郎的損失,8.5萬名中小股東的股票和債券無法兌現,一些人因破產而自殺。這被認為是19世紀最大的貨幣腐敗醜聞。由於法國政界從部長、參眾議員到報界名人共104人收受運河公司的賄賂,對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困難沉默及護航,不久在一片譁然、火爆究責的輿論與情緒中,反猶急先鋒的德呂蒙在其《言論自由報》中揭露詳細的收賄名單,以及運河公司「僱用」了部分猶太富豪(銀行及公司老闆)作賄賂中央權貴的中介人及白手套,這不但讓《言論自由報》瞬間成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更使得極端民族主義者將反猶主義推升到百年未見的高峰,這是法國1789年大革命之後,史無前例的一次反猶海嘯。[5]
事件經過
[編輯]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透過一位名為瑪麗·巴斯蒂安的女士獲得情資,她的工作是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清潔工,同時身兼法國間諜。1894年9月25日,她從德國駐法武官馬克希米利安·馮·斯瓦茲柯本中校在辦公室的廢紙簍中盜出一封被撕毀的信件。復原信件後,法國情報單位知道這封信是一封未帶簽名的投誠信函,這個無名氏願意向德國提供幾項法國軍事情報:
- 120公厘火炮液壓制退器的測試紀錄及經驗
- 部隊調整概要
- 炮兵編制調整
- 馬達加斯加的相關紀錄
- 野戰砲測試概要(1894年3月14日)
從這封信件中,顯而易見的是意圖洩密者與法國炮兵牽連甚密,而且可能是潛伏在總參謀部的高級參謀當中。法國戰爭部從情報部門接管調查後,開始過濾潛伏者的背景輪廓;調查軍官認為,該名洩密者能接觸到120公厘以上的重炮技術資訊,必然有法國高等軍事學院、巴黎軍事學校、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聖西爾軍校等專業軍官教育才可理解。由於縮小了搜索範圍,最後調查人員鎖定一名法國陸軍炮兵上尉軍官阿弗列·屈里弗斯。屈里弗斯是猶太裔,出生於亞爾薩斯,因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之故舉家遷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國國籍,以經營在德之工廠。入伍後,屈里弗斯在1893年1月1日進入總參謀部工作,同時在一年前因為父親的葬禮去米盧斯,也就是說去了德意志帝國領土。
1894年10月15日,他被召入總參謀長辦公室。作為參謀部唯一的猶太人,在當時軍界濃厚的排猶主義氛圍中,他被命令聽寫了幾個詞和幾句話後被當場逮捕,隨後被指控觸犯叛國罪。
10月31日,初步調查已經結束,一天後在媒體上屈里弗斯就已經被稱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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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他在雷恩的軍事法庭上被控出賣法國陸軍情報給德國,因此被裁定叛國罪名成立,因而遭到公開拔階並流放外島。但三份專家鑑定認為屈里弗斯的手跡與那張告密紙上的手跡不同。此外,儘管著名人類學家和偵探學家阿方斯·貝蒂榮在辨認手跡方面沒有經驗,但是貝蒂榮的鑒認卻認為兩份手跡相同,法官最終聽取了貝蒂榮的意見。貝蒂榮的鑒認被當作判屈里弗斯有罪的主要證據。
屈里弗斯聲明自己無罪,但是無效。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在法院由8名法官審判屈里弗斯的罪狀,然而軍法官沒有任何一人具有炮兵專業的知識,因此也無法斷定該信件與屈里弗斯之間的罪證因果關係。即便證據不足,但因為他的兄弟仍保有德國國籍,加重其「通德賣國」的嫌疑,法院一致判處他有罪並判處他終身流放到魔鬼島。1895年1月5日在法國軍校校園內一個刻意安排的「人格侮辱儀式」中,他被剝奪軍階,不久被送往魔鬼島。同年4月他到達關押處並單獨監禁,之後經歷長期的苦役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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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屈里弗斯的猶太家人,尤其是相信他無罪的長兄馬修,以及其他一些對此事關注的政界和媒介人士,屈里弗斯沒有就這樣消失了。1896年新任情報機構領導人──信仰新教的喬治·皮卡爾上校獲得線索:真正的叛徒應該是另一名總參謀部成員費迪南·瓦爾桑-埃斯特哈齊,於是皮卡爾向總參謀部報告此事,並要求重審屈里弗斯案(雖然皮卡爾本人也是反猶主義者)。但是總參謀部卻認為承認錯誤會使軍方的「榮譽」掃地,加上皮卡爾的新教信仰使他在天主教的軍界形同異類,於是總參謀部下令皮卡爾緘默,年末他被調到突尼斯去了。但是皮卡爾在突尼斯向法國總統寫了一份備忘錄,而且這份備忘錄落到了一名參議員手中。這名參議員打算暗中修改對屈里弗斯的判決,但是遭到了軍隊將軍們和政府的反對。1897年屈里弗斯的兄弟──馬修·屈里弗斯也獲悉了這份備忘錄,他公開指責埃斯特哈齊為叛徒。埃斯特哈齊要求對自己進行調查,但是這個調查不了了之。1898年初對埃斯特哈齊進行的開庭審判也沒有下落。在審判屈里弗斯時作為證人出庭的將軍們不肯修改他們的證詞。而且以亨利少校為代表的高層軍官還在事後,假造對屈里弗斯不利的證明,甚至也捏造假證據來打擊皮卡爾,連帶使皮卡爾撤職被捕。[6]
1月11日埃斯特哈齊被判無罪導致許多人非常氣憤。1月13日著名作家埃米爾·左拉在《極光》報中發表了寫給法國總統菲利·福爾的《我控訴…!》(J'accuse)來聲明屈里弗斯遭受冤枉,左拉也因反對勢力的攻擊與法院判其毀謗罪成立──處一年徒刑而流亡英國,以躲避政府的抓捕及狂熱派的刺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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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法國社會因為屈里弗斯事件爆發非常強烈的爭議,但也帶起了「進步人士」如克里蒙梭、饒勒斯等對屈里弗斯的強烈支持,要求徹底檢討冤獄事件的高層及保守派的軍方、教會勢力。[7]這一事件也間接導致了著名自行車賽事環法自行車賽的誕生。
報章閱讀運動也因左拉帶起的攻防爭論而大規模興起,自1898年始讀報正式成為全民運動,也帶動大規模的民眾政治運動,譬如1898-1899年間,巴黎的新聞紙用量是之前的三倍。在1898整整一年中,正反兩派都發起遊行示威、互相叫囂,相信屈里弗斯清白的支持派高喊:「把那些可惡的軍官通通關進監獄!」;反對派則在砸爛克里蒙梭住家的窗戶之後,厲聲叫囂:「殺死左拉!」、「打死猶太人!」。[2]
當時法國從上到下,包括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家庭,幾乎都分裂成贊成支持和反對兩派,鬥爭異常激烈:親朋之間因爭論反目;有的夫婦因此而離婚;即便是家人親友團聚,只要談及此案,也會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撕破臉面、互相扭打。[6]
重審和赦免
[編輯]1898年7月和9月,屈里弗斯的妻子兩次向司法部長伸冤,均被拒絕或者傳給了一個委員會。一開始國防部長卡芬雅克還在議會宣稱:軍方握有「鐵打一般的證據」證明屈里弗斯有罪,但是最後政府還是讓檢調行動起來,以對應高漲的輿論爭議。9月末一個上訴法院開始重審1894年的案子,情報處亨利少校偽造打擊屈里弗斯的假文件與證據因此暴露,他被捕後坦承罪行,不久以刀片割喉自殺,而真正的叛國罪犯埃斯特哈齊則棄職逃亡到英國。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參謀總長布瓦代夫與國防部長卡芬雅克皆辭職下台。[6][8]1899年6月該法院宣布對屈里弗斯的判決無效,把該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軍事法庭。屈里弗斯被押回法國。在8月的審判中他又被判有罪,但是獲得減輕,他被判十年關押。新法國總統埃米勒·盧貝告訴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訴的條件的話可以立刻獲得赦免。9月15日屈里弗斯接受了這個條件,這使得許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如克里蒙梭就痛批屈里弗斯是個不成器的「賣鉛筆商人」。[2]激烈的反對派則因1898年9月亨利少校作偽證、自殺,使軍方蒙羞而感到怒火中燒,在全國多處燒毀猶太教堂,並發生軍方多次預謀政變的未遂事件。[6]
屈里弗斯和他的家庭隱居並寫了一份回憶錄。1901年他發表了《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Cinq années de ma vie 1894–1899)。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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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立場偏左的「進步派」在選舉中獲勝後,政治環境開始逆轉,屈里弗斯案件又重新被審理。1903年最高上訴法院把後來的那次審判也否定了,並展開兩年多的徹底調查。1902年9月左拉過世,死因是被家裡壁爐的煤煙給嗆死。
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正式將屈里弗斯的有罪判決撤消,屈里弗斯得到平反,受牽連而一度被監禁的皮卡爾也晉升為准將,之後更成為陸軍部長。[9]此後政府立即舉行盛大儀式,讓屈里弗斯重新入隊、晉升為少校,並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而當初打壓屈里弗斯的高層軍方,只有亨利少校自殺伏法,其他人的罪責沒有被直接追究,但大量軍方高層官員在1902年開始的反教權改革中被撤職,軍隊正式並徹底地「共和化」(清除君主派人士)、國家化(民選政府終於能直接控制、監督軍隊),也終結了軍界原來的天主教沙文主義思想。[7]1908年屈里弗斯遭刺客槍擊而受輕傷,他在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35年過世。[6]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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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生社會改革運動:事件真相大白後,法國社會不得不正視自身反猶太主義的傳統,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爭論,全國上下分裂成支持屈里弗斯與否的正反兩派:支持者多為激進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人士代表的進步派,反對派為反猶主義、軍方(背後是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主義)、君主立憲派、天主教會等代表的保守派。進步派先鋒人物,埃米爾·左拉,1898年因為仗義執言而不得不遠遁英國避難,隔年才獲得政治保護而返回法國。此後隨著左拉帶起的報章言論串連運動大規模支持屈里弗斯的清白,進步派力量終於在1900年代前半壓過保守派力量,於是有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作為此社會運動的高峰。運動也使激進共和派從1902年到1940年掌握國會多數並主導歷屆政府(總理也多為激進共和派),代表人物是1906-1909年「老虎」克里蒙梭擔任三年的激進黨總理,任內鐵腕整肅官僚界的慵懶無能,以及超大規模罷工的爭論事件;這時期(1902-1914年)通過的「進步」立法包含:1904年的十小時工作制、1910年後的(工人)養老金救濟法與累進稅制度。這些爭吵不休但生機勃勃的黨派事件,配合文藝進步、經濟繁榮的時代氛圍,都使一戰後的大多數法人,將戰前的吵鬧與改革時光稱為「美好年代」,並長期且深度地眷戀懷念。[2][7]
- 1903年環法自行車賽的誕生:在這場猶太人軍官的爭論中,一些反猶的報人和廣告商不滿當時法國最大的體育報紙Le Vélo的立場,決定另辦一家雜誌拆台。這一新雜誌,L'Auto,是當今法國《隊報》的前身。而第一場環法自行車賽就是L'Auto為了推銷和競爭,於1903年1月29日擬定的。最早設想的是一個5星期的比賽(從5月31日到7月5日),結果只有15人報名。L'Auto的編輯德格朗日(Desgrange)於是把賽程改為19天,並給參賽者予以補貼。這賽事便是往後一般於每年夏季7月初舉辦的環法自行車賽。比賽最後有60人報名,其中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業餘人物,包括街頭潦倒之輩和楞頭青,一下子搞得沸沸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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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復國主義的呼聲上揚:在西方的猶太人眼中,這場十多年的反猶、平反運動,大大促升了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替未來的以色列建國推了一大把。譬如被譽為「現代以色列國父」的西奧多·赫茨爾,就因屈里弗斯案,而在1896年以奧匈帝國記者的身分出版《猶太國》一書,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事業和生活。書中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法是建立猶太人的自治國家。赫茨爾當時為一家奧匈帝國的報社報導此事件,並目擊了屈里弗斯案宣判後,一大群人在巴黎大規模遊行並高喊「猶太人該死」,顯然這些經歷使他認識到和排猶主義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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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猶主義的後續──二戰時的法國猶太人大屠殺:雖然經過屈里弗斯事件的巨大打擊,法國的反猶主義仍存有一定的影響力,這表現在二戰時與希特勒結盟的維奇法國,貝當政府「主動且樂意地」參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行動,不但大量沒收、侵佔猶太人經營的工廠與店舖,更將7.5萬的法國猶太人送入集中營,導致他們幾乎全部罹難,是為法國猶太人大屠殺。罹難者佔法國34萬猶太總人口的22%,其中就包含屈里弗斯的孫女。[12]
相關作品
[編輯]- 《我控訴》,改編自事件的2019年電影
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王曾才,《西洋近世史》,頁694-700
- ^ 2.0 2.1 2.2 2.3 2.4 陳文海,《法國史》,頁413-422
- ^ 霍布斯邦,《帝國的年代:1875-1914》,北京:國際文化出版,2006,第四章、十一章
- ^ Philip Lee Ralph等 著,文從蘇、谷意 等 譯,《世界文明史後篇:從工業革命到現代》,(台北:五南,2009),頁212
- ^ 張芝聯主編,《法國通史》,頁430
- ^ 6.0 6.1 6.2 6.3 6.4 吳圳義,《法國史》,頁342-344
- ^ 7.0 7.1 7.2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法國史》,頁345-358
- ^ 張芝聯主編,《法國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433-436
- ^ Judg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n 12 July 1906 (PDF). [2014-08-0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1-05-14).
- ^ Benny Morris,《Victims: History revisits the Arab–Zionist conflict》,2003年出版,頁29-34
- ^ Cohn, Henry J.,〈Theodor Herzl's Conversion to Zionism〉,《Jewish Social Studies》,Vol. 32, No. 2 (1970年4月),頁101–110, Indiana University出版
- ^ Jean-Benoit Nadeau等,《六千萬個法國人錯不了》,頁88-100
來源
[編輯]-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等著,蔡百銓 譯:《法國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
- 陳文海. 《法国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021-06-19]. ISBN 978-7-01-00429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02) (中文).
- 吳圳義. 《法国史》 初. 台北: 三民書局. 1995-09-01. ISBN 9789571422428.
- 張芝聯 主編,《法國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王曾才,《西洋近世史》,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1976.
- 麥可.本恩斯 著,鄭約宜 譯,《法國與德雷福事件》(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A Documentary History),麥田出版社,2003-09-03出版.
外部連結
[編輯]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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