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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宽
陈绍宽1935年照
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
任期
1932年1月—1938年1月
前任杨树庄
继任无（海军部改组海军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任期
1938年1月—1945年12月
前任新设职务
继任陈诚
更多信息
军政部海军署署长
海军部政务次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
个人资料
出生(1889-10-07)1889年10月7日
大清国福建省福州府闽县
逝世1969年7月30日(1969岁—07—30)（7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福州市
获奖
列表
军事背景
效忠大清国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服役清朝新式海军
中华民国海军
服役时间1905年－1945年
军衔一级上将
指挥
参战
列表
经历年表

陈绍宽（字厚甫、谱名必瑾[1]，1889年10月7日—1969年7月30日）是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以担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职务与海军派系“闽系”领袖等身份实际领导中央海军长达19年之久著称，期间亦指挥对日战争中的海军作战，也是国民政府迁台前唯一的海军一级上将。

陈绍宽是一战爆发后派驻欧洲观战的海军武官之一，为当时中国极少数有机会认识列强海军最新发展、体认到航空器与潜艇武器是未来海军应特别重视者[2]，也是中国第一位正式提出航空母舰建造计划的军事领袖。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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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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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宽早年照

陈绍宽于1889年10月7日出生在大清国福建省闽侯县胪雷乡（今属福州市郊区）[注 1]，此地为陈氏聚居、世代相衍之地，全族共分为六支，而陈绍宽一家属第五房裔[1]，其祖辈以手工为业[1]，父亲陈兆雄（又称伊黎，亦有记录为世鉴[4]）为一箍桶匠，后进入海军自水手做到中士管轮，胞弟陈绍煊则曾任邮局局长[5][6][7]。由于亲族多有服役于水师的经历，使陈绍宽自小就对海军事务有浓厚兴趣，但迫于生计，童年时只能在家从事放牛等农活，至10岁才进入私塾就读。为进入水师学堂，必须有英文基础，因此陈绍宽于1903年2月、14岁时考入由福州教会兴办的格致书院西文系（又称英文班）学习英文[1]。1905年，陈绍宽与亲友陈元海前往南京，其父将他推荐给海军元老萨镇冰，而经后者再荐，陈绍宽考取江南水师学堂[1]，三年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8]。

毕业后陈绍宽被派往“通济号”练习舰见习，授海军少尉，后调至“联鲸号”炮舰任二副兼教习，升海军中尉。1912年，任“镜清号”练习舰驾驶大副，授海军上尉。时至1914年调任海军总司令部任正副官。1913年，任“江亨号”炮舰副舰长、“肇和号”巡洋舰大副、“应瑞号”巡洋舰航海正、“湖鹏号”鱼雷艇艇长。1914年，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副官，晋升海军少校。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意图夺取“肇和号”，被陈绍宽指挥“海琛号”巡洋舰、“应瑞号”巡洋舰两舰截击，使革命党人夺建企图失败，也令陈绍宽在北洋政府海军中受到重视[9]。

1916年1月，陈绍宽被派往美国学习飞机与潜艇操作技术[9]。10月，陈绍宽返国，12月又再前往欧洲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注 2]。1917年6月5日，陈绍宽访问英国外务部与海军部，参观了各处军港、军舰与各厂校营栈，之后又前往参观飞机工厂。1918年2月，陈绍宽又转至法国参观海军战备，也考察了意大利海军，4月30日又返回伦敦，5月2日考察英国海军潜艇部队与设备，7月又考察其战列舰分队[11]。1918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其为驻英使馆武官[12]。1919年年2月，陈绍宽作为海军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12]，6月24日又参与于伦敦举行的国际航道会议[12]。

1920年，陈绍宽回国，三年考察时间共留下至少有《报告调查日本海军及各重要机关详细情形》（1917年3月）、《英国航空战备》（1917年8月）、《英国海军作战计划》（1917年8月）、《参观各处情形报告》（1917年8月）、《航空报告》（1918年1月）、《潜水艇报告》（1918年11月）、《报告英国最近之海军政策》（1919年）、《英国海军舰艇船坞报告书》（1919年）、《报告英美日各国扩张军舰并条陈我国海军规划》（1919年12月）、《战时琐闻》等报告，为当时中国极少数有机会认识到列强海军最新发展的军官，并体认到飞、潜两方面尤为未来海军需特别重视[2]。

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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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陈绍宽被任命为“通济号”舰长[13]。1922年，陈绍宽升任北洋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升海军上校[14]。1923年1月，任“应瑞号”巡洋舰舰长，晋升海军少将[15][14]。同年夏秋，陈绍宽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两次攻打由北军皖系军阀臧致平所占的厦门[14]。1924年2月，陈绍宽率舰自广东护法政府处夺取“豫章号”驱逐舰而获得嘉奖[15]。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开始北伐。同年9月18日，陈绍宽接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北伐战争初期，陈绍宽曾多次为孙传芳提供帮助，如在舰上设置其统帅部、出动军舰协助其部队攻打进入江西的北伐军。之后国民革命军东路军逼近上海时，驻泊于高昌庙的“建威号”、“建康号”两舰响应北伐军，对龙华展开炮击，使直鲁联军撤出上海，陈绍宽一获悉此消息便向“永绩号”舰长高宪申要求注意其副长投奔北伐军的意图[16]。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海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生存考虑是否要投奔北伐军，第一舰队参谋李世甲受该舰队司令陈季良之命前往南京试图说服陈绍宽投奔北伐军时，遭后者训斥：“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16]”而李回称海军根本未与北伐军开战，自无投降一说，且表示杨树庄支持归依北伐军势力，陈闻后为防止海军的分裂也终究同意并待机[17]，最终海军于1927年3月14日宣布归附国民革命军，撤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挂青天白日旗[18]。然而历史学家马幼垣指出，蒋中正对于海军此时阵前倒戈与日后宁汉分裂时放弃武汉国民政府，抱持既感激又心寒的矛盾心里，此前其曾亲历过陈炯明在反对孙中山时轻易以金钱收买了“护法舰队”的几艘主力舰只，其后整支舰队又重新投奔北洋政府的经验，故对海军、特别是陈绍宽所属的闽系海军（由福建省出身者组成的海军派系）极具戒心，此一心态深刻影响其后20多年蒋中正与海军的关系[19]。

海军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特别是1927年9月孙传芳部队偷袭南京的龙潭战役，陈绍宽率领“楚谦号”、“楚有号”、“楚同号”、“通济号”、“联鲸号”、“永健号”、“海容号”等舰截断其渡航的运兵船只，炮击北洋军于沿岸的炮兵阵地，此役大为提高了海军在北伐军中的威望，也使原北洋海军取代广东海军，成为日后国民政府中央海军的主要成员[20]，后来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也亲自写了“中流砥柱”四字制成一面勋旗，连同一等勋章，授予陈绍宽[21]。1927年7月宁汉分裂后，南京国民政府桂系军阀于同年10月欲打通联系广西的通道发起了西征战争，是为“第一次西征”，陈绍宽奉命率领第二舰队参战，支援步兵和执行沿岸炮击行动，先后夺占荻港、大通、田家镇、黄石、鄂城等要地，11月15日还早于步兵占领了汉口，并缴获大量舰船，之后陈绍宽率舰驻泊当地巩固江防[15][16][20]。1928年初，国民政府欲进行“二次北伐”，于6月进占京津，陈绍宽也曾与蒋中正前往北平会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12月28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其后，陈绍宽代表中央海军提出恢复原北洋海军在北方地区的机构，并接管渤海舰队，使全国海军统一起来，然而蒋中正先是表示同意，后以张学良不愿意放弃渤海舰队为由推辞[22]，另一说则是此举受到与陈绍宽同属的闽系将领的抵制而未果[23]。

国民政府中央海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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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海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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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中华民国海军、闽系海军、青岛系海军、电雷系海军和粤系海军
任海军部长的陈绍宽。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中国后对军队进行整编，但海军受建军历史因素而实质分裂为闽系、粤系和东北系（即原东北海军，后为青岛系）三支海军，而闽系已入主为中央海军的正统地位，其将领认为粤系和东北系理应统一隶属于闽系职掌的中央海军之下[24]，因此对于蒋中正整编海军的计划极力抵制，最终双方妥协，先后将粤系编为第四舰队与青岛系编为第三舰队，三派依旧仍然各自为政，特别是后两者的军令与军政分别由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管辖，中央海军无权置喙[25]。自闽系入主中央后，其组织、人事承袭北洋时代，以海军总司令部为海军最高指挥机关，其上未设专部领导，而是直接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改隶军事委员会，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鱼雷游击队司令曾以鼎均为闽人[24]，而自1927年5月，蒋中正根据北伐战争期间与海军达成的条件“由海军人士出任福建省主席”（闽人治闽），任命杨树庄担任其职务，由于此人同时兼任海军总司令，亦迁居于福建，因此实质海军事务多由陈绍宽代理，此亦为该人在不同头衔下实际掌管中央海军长达19年之始[19]。

1928年7月，杨树庄、陈绍宽、陈季良联名呈请以海军地位有国际关系，且行政事宜非海军总司令部所能兼任为由，要求在海军总司令部上再设立一个海军部，希望以此统管全国海军、结束全国海军分裂的局势，然而中央政府认为海军舰只数量有限（即使计入全国舰只也是如此），无法接受再以此设置一个上级机关（国家一级单位）的作法[26]，蒋亦于11月21日电告张群请陈绍宽转告杨树庄，说明“海军部此时不便另设，以待有款扩充时加设。当此训政开始，建设无绪时，当实事求是，海军同志来作一模范也”[27]，亦有观点认为蒋刻意排斥非嫡系的海军，刻意让舰队分立而尤其统辖[28]。12月，国府决定将海军总司令部撤销，设置海军署，由陈绍宽出任，并晋升其至中将[注 3]，并在上海设置海军编遣办事处[28]，以为整编作准备。杨树庄与陈绍宽仍极力争取海军部的设置，12月26日时后者还发表《世界有不要海军之国家么？》讲词，表达心中之不满，而在1929年1月1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上，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代表海军提出各舰队统一调遣、缓裁海军总司令部、设置海军部三案，然而会上仅是决议将由国防会议决定是否设置海军部，陈季良与陈绍宽便直接离开会议，并为此提出辞呈。蒋后亲赴上海慰留两人，并重申政府将建造总排水量60万吨之海军计划，遂使两人接受慰留，编遣工作也成僵局[27][28]。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陈绍宽于3、4月出任西征舰队统帅，负责讨伐桂系，为蒋打败桂系做出重要贡献，故同年4月12日蒋明令设立海军部，6月1日正式成立，由杨树庄任部长、陈绍宽、陈季良任次长，由于杨树庄兼任福建省主席，蒋任命陈绍宽为其代理海军部务，执掌其实权[26]。1932年1月1日，杨树庄辞去海军部长，由陈绍宽继任，并晋升海军上将[26]。1935年9月23日（一说9月6日[30]），陈绍宽晋升一级上将[31]，并于同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翌年又出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2]。

海军部虽为全国最高统帅海军机关，但与以往相若，除第一、第二舰队可受其调遣外，其他舰队独立性都很强，各有其海军学校、规章制度、薪俸等级、铨叙规则，东北系海军经费由蒋直接拨给、粤系由广东地方政府自筹，后两者也若有要事需要与中央商量也会向军政部而非海军部[33]，此外中央海军在经费、弹药、器械、人事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蒋掣肘[28]，如曾答应每个月提拨50万经费予海军，但平均仅30至40万，且经常拖欠。在大陆方面有关民国海军的著作中通常将此状况视作蒋中正的“分而治之”手法[34]，如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韩真称蒋“玩弄分化手段，对各舰队分别直控，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是煞费苦心的”、“陈绍宽等闽系海军将领对蒋想掠海军为己有，排斥闽系的作法进行斗争”[35]，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张力教授则对此反驳，认为此观点过度高估蒋对海军的影响力：“事实上蒋中正无法对任何一个系统充分治之，甚至插手期间也不可得。他真正的希望并非分而治之，而是完全治之。陈绍宽虽为海军首长，却不能改变蒋中正掌握军权之意图，也就使他在海军部长任内难有作为。[34]”

艰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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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宽

一二八事变的海军弹劾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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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一二八事变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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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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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即位，预计将在1937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36]。4月2日，陈绍宽作为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副使，陪同孔祥熙赴英庆贺，于5月2日抵达伦敦，典礼结束后又赴欧洲各国考察海军，参观海军演习、接洽海军留学计划，并预计订购德国海军潜艇[36]。1937年7月7日，中日发生“卢沟桥事件”，引发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由于陈绍宽人在国外，中国海军对日防务由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负责。7月28日（一说8月4日[37]），陈绍宽回国，随即筹划海军对日作战[36]，而战争初期最重要的举措便是集结其所能控制的海军舰只至镇江与南京之间、以备堵塞江阴航道、围歼长江内的日军船舰和拱卫首都[37]。

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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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接收与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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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率陆海空三军将领于南京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日语：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的投降，陈绍宽（右二）即代表海军参加。

然而抗日战争实质在削弱闽系海军乃至陈绍宽本人的影响力，由于日本海军远超中国海军的实力，后者仅能以消极沉船、布雷、小规模海上炮击的方式抗敌作战，海军实质倒退为整场抗战的二线地位，作为总司令的陈绍宽也因此不免失去重要的地位。时至1941年9月，中国海军舰艇已仅存11艘，而同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沉寂已久的中国海军有了重建的转机。1942年至1944年间英、美、法三国将滞于中国境内合计5艘小型舰艇赠与中国，后者将其与前述舰只合编为2支舰队。

12月28日，蒋中正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其权责全部移交军政部海军处，两天后，陈绍宽被迫辞职交权，由此终结了闽系海军主导中央海军近20年的历史[38]。陈绍宽与海军处副处长周宪章办完交接手续，于南京停留一个多月，于2月5日返回福州，结束长达17年的海军领导职务与40年的海军生涯[39]。

国共内战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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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陈绍宽故居，文革期间胪雷大队部曾迁入占用。改革开放后，大队部迁出。2009年，福州火车南站选址胪雷村，村庄拆迁，留下陈绍宽故居就地维修，于2012年完工[40]。

解职后的陈绍宽选择隐居度日，回到家乡务农，有时旅游，而在内战爆发后，陈绍宽曾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并策动一部分海军官兵反对国民政府[41]。内战期间，国民政府亦曾再次希望陈绍宽出任职务，如蒋中正曾派人送钱，但遭其退回[41]，而在1947年春，国民政府要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但同样为期所拒[41]。1949年，在解放军即将攻占福州全境时，蒋中正又希望陈绍宽能与国民政府一同迁台，派遣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三度前去说服，但陈绍宽回称若要硬逼其赴台必从飞机上跳海，朱无言以对便离去[41]。

1949年8月16日，解放军已夺取福州外围，由西郊向市区发起攻击，朱绍良与国军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撤离福州，而陈绍宽与萨镇冰发出通电并发表谈话，拥护中国共产党[42]。8月17日中午，解放军攻占福州[43]。不久，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带着副主席丁超五亲访陈绍宽，请他出任工作，获其同意[42]，陈绍宽之后担任的职务包括1950年2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3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6月任政协首席全国第二次会议代表、10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福建省份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1951年1月，任政协会议代表、5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6月任中俄友好协会福建省分会副会长、7月任福建省抗美援朝总会主席、10月任政协首届第三次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连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任福建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8月任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福建省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福建省副省长、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同月18日任该会执行主席。1956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民革中央）副主席。1958年12月2日，当选民革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2月4日当选政协福建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同月13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福建）、18日当选福建省副省长、4月27日连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0年3月29日，任第二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1961年10月6日，任福建省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委。1962年3月23日，任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三次会议主席团成员。1963年11月16日，任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四次会议主席团成员。1964年9月18日，当选连任福建省副省长，并当选三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福建）。1965年1月，任三届全国人代会预算委员会委员[44]。此外，陈绍宽还曾访问苏联、印尼、缅甸等国[45]。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为保护陈绍宽安全，劝其移住医院[46]。1969年3月，陈绍宽被确诊罹患胃癌，入住福建省立医院治疗，在临终前留下遗书，劝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尽早完成国家统一[46]。同年7月30日上午4点病逝。由于当时文革动乱，陈绍宽的葬礼从简，仅举行告别仪式而无追悼会[46]。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于1983年重新为陈绍宽举行一次盛大的追悼仪式，并将原先安葬在“详谦园”移灵到“文林山革命公墓”[47]。1992年，应胪雷村民要求，再将陈绍宽的遗灰移至胪雷，与其夫人合葬[47]。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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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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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新支那要人传》收录的陈绍宽照

陈绍宽对于民国时代的海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因为两岸政治现状与海军派系斗争，陈绍宽的历史定位难以认定[9]。中华民国方面早期给予其负面评价，在陈未在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迁台、大量参与中共政治活动后被视为海军史上的禁忌人物，如国际关系硏究所出版的《中共人名录》中，陈绍宽的词条标题即称其作陈“逆”绍宽，并称其“原为失意政客。1949年福州陷匪后变节附匪”、“原为海军耆宿，在海军界负有盛名，惜见利忘义好大喜功而变节投匪。但并未为匪党重用，仅供匪玩弄于鼓掌之上而已”[44]。中华民国海军内部也多避而不提，军官学校史馆也仅悬挂1946年后历任海军总司令的陈诚、桂永清等人的照片，一直到1981年才有两篇《传记文学》的文章稍有讨论陈绍宽的个性与功过，而到1992年又有一篇同期刊文章质疑官校照片问题，并为陈绍宽生平事迹提出辩护。到了1994年，由海军总司令部出版的官方战史《海军抗日战史》书才放上陈绍宽的照片，且置于孙中山与蒋中正之后，海军史学者张力称此为“一大突破”[48]。

陈绍宽的性格与其作为闵系领袖的地位深刻影响海军的发展，海军史研究者王家俭教授曾评价陈绍宽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闽系中央海军灵魂人物，本能在海军部长任内以其才能大展抱负，为海军进行整顿与扩充，但因蒋中正深恐闽系海军不易控制，而一再策划将全国实质分裂的海军置于军事委员会管辖之下，由其实际领导，造成双方嫌隙甚深，此后“电雷系”作为蒋嫡系的海军又进一步缩减中央海军的经费与蒋的支持，王家俭亦指出“最堪玩味的是此时的陈绍宽与蒋中正都有意统一海军，以其增加抗日的实力，只是陈氏希望统一于闽系的领导之下；蒋氏希望统一于他个人的领导之下，彼此勾心斗角，反而对于海军的建设一事无成，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最大讽刺”[49]。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教授金智亦指出陈绍宽个性秉直、不善言词，每出席军政部或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研讨海军议题时，稍不惬意即挟著公文包拂袖而去，而抗战时又与职掌军政部的何应钦、陈诚不和，又不肯示弱，使海军经费与军需上处处受其所限，连维持都极为勉强[50]。

在个人操守上，陈绍宽以清廉自重而闻名，与当代国民政府诸多高级军政人员有显著的区别。陈绍宽亦能熟练掌握英、法、德、西班牙等国语言[46]。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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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宽与19岁同乡潘墩村人潘璧玉结婚，时间有1908年冬、1910年、1911年三说。1908年冬为陈绍宽身边工作人员据其个人所述，后两说由其家人、亲友回忆。两人感情甚笃，但婚后7年潘氏在一次返回娘家过“太师诞”庆典时感染白喉，仅7日后即病逝。陈绍宽因此极度悲痛，并永不续弦[46]。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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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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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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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关于陈绍宽的出生年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辞海》记为1888年、《清末海军史料》下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852页）则记为1878年，1889年则为其家人之记录[3]，亦为陈绍宽本人在中学时提报的出生年，较具可信度。
  2. ^ 有部分文献记载陈绍宽曾参与“1917年8月”的日德兰海战，并在此战中“坚守岗位，听从指挥，虚心学习，得到英国海军当局的赞赏。”并以此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欧战纪念勋章一枚[10]。然而日德兰海战发生时间为1916年，此时的陈绍宽应在美国学习，故其真实性存疑。
  3. ^ 此为中将缺职务，但蒋中正跳过上将杨树庄与中将陈季良，反而任命此时尚为少将的陈绍宽出任，并将其晋升；陈绍宽传记作者柳愈民称此任命表面上的理由为褒奖其于龙潭之役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是蒋想拉拢陈绍宽，以此为分裂海军的一种策略[29]。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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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1.3 1.4 郑瑞荣（1995年），第117页
  2. ^ 2.0 2.1 张力（2001年），第220-223页
  3. ^ 3.0 3.1 潘亮（2003年），第24页
  4. ^ 黄荣春（2006年），第154页
  5. ^ 郑瑞荣（1995年），第118页
  6. ^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 & 福州市社会科学所（1988年），第101页
  7. ^ 王成斌（1999年），第231页
  8. ^ 民革中央宣传部（1999年），第230页
  9. ^ 9.0 9.1 9.2 张力（2001年），第217页
  10. ^ 章冼文（2011年），第150页
  11. ^ 张力（2001年），第218-219页
  12. ^ 12.0 12.1 12.2 张力（2001年），第220页
  13. ^ 民革中央宣传部（1999年），第231页
  14. ^ 14.0 14.1 14.2 王成斌（1999年），第233页
  15. ^ 15.0 15.1 15.2 张力（2001年），第224页
  16. ^ 16.0 16.1 16.2 王成斌（1999年），第233-234页
  17. ^ 柳愈民（2000年），第162页
  18. ^ 吴杰章，苏小东 & 程志发（1989年），第330-331页
  19. ^ 19.0 19.1 马幼垣（1993年），第163页
  20. ^ 20.0 20.1 《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1994年），第1488-1489页
  21. ^ 柳愈民（2000年），第166页
  22. ^ 韩真（1992年），第66页
  23. ^ 吴杰章，苏小东 & 程志发（1989年），第308页
  24. ^ 24.0 24.1 吴杰章，苏小东 & 程志发（1989年），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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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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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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