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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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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英
性别
出生1856年
咸丰六年
 大清福建泉州永春
逝世1895年10月24日(1895岁—10—24)(38—39岁)
光绪二十一年(永清元年)九月九日
 台湾民主国台南
国籍 大清
别名拔甫
教育程度县学(梅峰书院)
职业 大清台湾水师副将
经历
代表作
  •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台湾民主国抗日战争,为国捐躯。

郑超英(1856年—1895年),号拔甫,福建泉州永春[1],本籍泉州南安,清末台湾绿营武官,根据近年考证,郑超英为明延平王郑成功后人,受封军功六品衔[2]。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入侵台湾琅峤,牡丹社事件爆发,郑超英追随钦差大臣沈葆祯赴台南府城,参与二鲲鯓炮台兴建。郑超英青年时期致力于洋务运动,从事台湾近代化建设,后因功叙奖升任道标营都司、恒春营游击等官职,1890年(光绪十六年)官拜从二品安平水师副将[3]。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与乙未战争抗日阵亡。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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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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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咸丰六年),郑超英出生于福建泉州永春,幼聪颖尚武,好西学。根据2006年发现的郑成功史料等证据考证,系明延平王郑成功后人,受封军功六品衔[2]

据《永春县志》记载,1862年(同治元年),建丰岑头街,民国初改称五里街镇。五里街古来有“商贾辐辏”之誉,是内地与沿海的交通枢纽,乃南少林白鹤拳发祥地,习武者众[4]。“鹏翔郑氏”向来为永春名门望族,俗称“东门郑”,多位白鹤拳名家即出自东门郑氏[5]。1867年(同治六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至泉州传教,成立“闽南泉州长老会”。同年,长老会传入永春。因地理位置关系,五里街乃永春、德化、大田三县基督教的发源地和总部。

1871年(同治十年),郑超英入县学“梅峰书院”,书院创立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位于五里街尾的梅峰南麓,现为永春第一中学[6]。1873年(同治十二年),应癸酉科福建省乡试未中。

咸丰、同治年间,大清国内忧外患不断、国势衰颓、民不聊生,恐成列强禁脔;再者,科举制度以八股取仕,僵化腐败、故步自封,已达祸国殃民的地步[7],郑超英遂心生投笔从戎、渡海来台之念。

亿载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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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同治十三年)5月,日军入侵台湾琅峤(现恒春镇)爆发牡丹社事件[8]。6月,郑超英追随“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祯赴台南府城。

距1683年(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满清占领台湾已190年,清廷对郑成功的抗清已由贬抑转向包容,沈氏抵台之后奏请追谥郑成功,并在台湾府城建造专祠,以彰忠义。沈氏书写对联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9]

沈氏为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聘请法国工程师帛尔陀(M. Berthault)及鲁富设计二鲲鯓炮台(现亿载金城),设计时参考巴黎外围防御工事。1874年(同治十三年)九月,亿载金城动工。1876年(光绪二年)八月完工,历时两年完成[10],郑超英参与炮台兴建。

炮台主要建材以三合土及红砖为主,其部分砖材取自倾圮之热兰遮城(Zeelandia)。炮台外城门上方沈葆桢亲题“亿载金城”,内城门上方则书“万流砥柱”[10]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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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光绪元年),牡丹社事件后,沈氏奏请在琅峤设置恒春县,筑城事宜由“素习堪舆家言”的刘璈办理[8]。6月5日,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巴克礼牧师在打狗登陆,年仅26岁,当时暂居旗后,为第5位来台之牧师。次年,巴克礼牧师由打狗至台南。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负责台湾全局,丁氏以台湾海防战略位置重要,应未雨绸缪速筹备防御之方,“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殆为震动”。

1877年(光绪三年)台南府至安平与台南府至旗后之台湾第一条电报线架设兴建完成。1878年(光绪四年)诗社“崇正社”创设,取其“崇尚正义”之意,府城文人同好于竹溪寺斗韵敲诗,该社为台湾诗社之滥觞。1879年(光绪五年),奉闽浙督部、福建抚院会奏,改台湾镇标左营游击为恒春营游击,移驻恒春县城内(镇标左营原驻札于台南府城北路口)。同年9月,恒春县城落成,该县城可说是台湾运用堪舆学中“四势”(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最佳实例。台北建城计划由知府陈星聚开始拟定[11]

1881年(光绪七年)贵州巡抚岑毓英调任福建巡抚,台北城由岑毓英“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刘璈出任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任内兴学校,招开垦,理冤狱,整顿盐、茶和煤矿、税务行业,颇有政声。1882年(光绪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五月,岑毓英奉调署理云贵总督,台湾事务由台湾道刘璈负责。刘璈专精堪舆风水之学,有修筑恒春城经验,乃更改城基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做为倚靠[11]

郑超英青年时期,任台湾兵备道辖下道标营把总基层武官[12],投身洋务运动,致力于清廷强化台湾海防、巩固海疆之目标,从事炮台、城廓等近代化基础建设[8]

清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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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台湾情势紧张,刘璈筹防派分五路,由台湾兵备道统领最当要冲之南路[13]。十月,刘璈筹商于彰化县先设火药厂,次再扩充起盖机器火药局,后无疾而终。当时,郑超英受命于南门外制造火药,已达数万斤[12]

1884年(光绪十年)五月,清廷派福建巡抚兼钦差大臣前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赴台督战[14]。7月15日,刘铭传进驻台北城。台北由刘铭传督军,刘璈驻守台南。8月5日(农历六月十五日),清、法开战“西仔反”,“西仔来打台湾,百姓合齐要征蕃。”[15]。8月22日,爆发马江海战,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摧毁福建沿岸海防设施,歼灭福建水师,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予法军[14]

10月8日,法军攻占狮球岭堡垒,全面占领鸡笼(现基隆市),战舰炮轰沪尾(现新北市淡水区),陆战队突破清军淡水河口封锁线,抢滩登陆。刘铭传派章高元部增援,协同守军漳州镇总兵孙开华各部应战,法军受困死伤惨重撤退[15]

淡水之役法军战败,自认无力攻占台湾北部,转而封锁台湾海岸。10月23日,法舰队司令孤拔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企图切断对台兵粮支援[15]。法国舰队侵扰安平外海,被亿载金城守军开炮驱离。台海封锁期间,郑超英任道标营千总[16],驻防安平港,坚守阵地,亿载金城发挥防御外敌之巨大作用,法军难越雷池一步。

台湾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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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光绪十年)十一月,台北城竣工。开五城门,分别为东门(景福)、西门(宝成)、南门(丽正)、北门(承恩)、小南门(重熙)。据德人辛慈研究,台北城乃大清帝国最后依地理风水建造之城市[11]

内门紫竹寺“南海慈航”匾
大岗山超峰寺“慈云远播”匾

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31日,法军占领澎湖。4月4日,清、法政府展开和谈,司令孤拔罹患赤痢。6月9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法国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6月11日,孤拔病死于澎湖马公。刘铭传于台北城北门外设立“台北机器局”,制造枪械火药,进行台湾军备现代化。8月4日,法军撤离澎湖,清法战争落幕,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15]。葭月(农历十一月),郑超英升任道标营尽先守备。参拜罗汉内门(现高雄市内门区)当地观音佛祖信仰中心“内门紫竹寺”,献匾额《南海慈航》。参拜大岗山(现高雄市阿莲区)“超峰寺”献《慈云远播》匾额。

1887年(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新设台湾府台湾县,原台湾府改称台南府,原台湾县改称安平县。巡抚刘铭传预定于彰化桥仔头(现台中市南区中兴大学附近)新设台湾省城。四月,台湾兵备道乙职由雅好文艺的唐景崧出任。道员唐氏将巡道署原有“斐亭”旧迹重新整修葺,组成“斐亭吟社”,闲暇时邀请同僚、下属举行诗文酒会[17]

1888年(光绪十四年)九月,因彰化县署克期催清赋税,民户骚动,发生施九缎事件。群众围彰化县城,以“索焚丈单”为名,旗书“官激民变”,官民死伤众多。郑超英随兵备道唐景崧查核施案民变原由,一干涉案官员遂遭革职查办。十月,二品顶戴道员林朝栋,率栋字营平定民变,以军功获赏黄马褂。郑超英以清赋及缉匪有功[18],升任道标营都司[19],返台南府城(“道标营都司署”位于现台南车站圆环西南)。参拜大武垄地区(现台南市玉井区玄天上帝(民间称为上帝公、上帝爷或帝爷公)信仰中心“玉井北极殿”,敬献匾额《其道大光》。参拜台南市关庙区“地方公庙”“山西宫”(主祀关圣帝君),敬献匾额《义高千古》。

玉井北极殿“其道大光”匾
关庙山西宫“义高千古”匾

水师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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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光绪十五年)孟夏四月,台湾巡抚刘铭传为颂扬郑成功事迹,亲撰楹联以祭之,对联云:“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20]

1890年(光绪十六年)三月,清廷加封巡抚刘铭传兵部尚书衔并帮办海军事务[15]。同年九月,副将刘仁柏因剿抚生番积劳病故,郑超英奉旨接替,担任从二品台湾水师协副将。而隶属台湾镇之下的此官职是台湾清治时期阶段,全台海防军事层级最高的武将,统领水师三营,二千余名水师兵勇[3]。刘铭传曾多次倡议在台湾建立海军,惟清廷以“已有南北洋海军和经费短绌”为由,不予采纳[15]。但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起,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建“颐和园”,历时十年,耗银达三千万两[21]

1891年(光绪十七年)三月,巡抚刘铭传三度称病请辞,告老还乡,清廷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15]。四月,由布政使邵友濂继任巡抚。邵氏以台湾财力短绌困窘为由,对推动台湾近代化的各项洋务政策与防务,不但未能延续反而紧缩裁撤,大幅缩编裁撤海防兵力[22]。八月,郑超英归建道标营。九月,台湾道兼台南府知府唐赞衮为惩治巨盗,委由郑超英缉拿,因补获巨匪有功,乃奏保郑超英升叙加衔[23][24]。唐氏将“斐亭吟社”之作品集为《澄怀园唱和集》,存酬唱绝古体凡三百余首,成果丰硕。

1892年(光绪十八年)六月,恒春县发生射不力社原住民与枫港庄民仇杀事件[25]。七月,郑超英因功叙奖,以游击尽先补用[24]。十二月,射不力社事件平定,郑超英奉旨调任恒春营游击[1]。1893年(光绪十九年)八月,恒春城历经多次台风侵袭遭破坏重新整修。

台湾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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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三月清、日因朝鲜问题关系紧张,清廷令沿海各省妥为筹防,尤以台湾孤悬海外更应慎重,郑超英移防安平。唯负责台湾全局的邵友濂,对台湾防务的经营仅防务的加强但成效不彰,朝中大臣对邵氏多所指责[22]。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全面溃败,清廷命刘铭传出战,刘已目盲耳聋无法赴命。清廷遂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帮办台湾防务。八月,刘永福至台南。九月,邵友濂调署湖南巡抚,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17]。其时,黑旗军刘永福与台湾镇万国本二位总兵官俱驻台南府城,遥制恒春,恐鞭长莫及。经抚台协调,刘氏与万氏分地而防,以黑旗军专备凤山、东港以至恒春[26],台湾镇标中、左、右三营专备安平至旗后一带沿岸,郑超英调任副将衔台湾镇标中军兼管中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黑旗军刘永福命其义子刘成良接管打狗(打狗港)、旗后等炮台防务时,旗后炮台弹药库爆炸,共80多人死亡,炮台管带副将衔尽先补用游击万国标遭撤职。3月15日,日军联合舰队伊东祐亨司令长官及东乡平八郎司令官率领,以强大火力支援混成支队攻打澎湖,3月23日澎湖之役爆发,3月25日澎湖群岛完全沦陷,澎湖水师镇总兵周振邦逃离。清廷以“坐视不救,先行逃避”,派员押解周振邦至福建,判“斩监候”,澎湖成为日军集结军力进攻台湾南部地区的重要基地[27][28]

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大清帝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帝国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山口县马关港“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永久割让台湾、澎湖。刘铭传风闻台湾割让,忧思郁结,口吐鲜血[29][30]。自同治、光绪以来台湾洋务运动之各项近代化建设,借由海防的经营图强,巩固海疆的目标,至此完全失败。5月8日,划台议定,台湾兵备道陈文𫘧、台南府知府朱和钧、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安平县知县谢寿昌等台南府城大小官吏,皆遵旨内渡[31][27]。但郑超英毅然以捍卫家园为己任,统领原台湾镇标旧部中、左、右三营,镇守海防要塞重地安平。

清军落后的军队体制导致战斗力的低下,其体制沿袭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湘军,而湘军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制度[32]。清国虽经过同治、光绪两朝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推动工业化,但清军体制乃是中古时代的军队编制,即使装备现代化的兵器枪炮,却仍无法发挥装备应有之功能,与日军现代化的军旅编制形成强列的对比。故甲午战争清国惨败的根源,是思想观念的僵化落后,国家战略的固步自封,军事战术的缺乏创新,相较于全盘西化的强敌日本,颟顸腐败的清国实难以匹敌。

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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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日军发兵攻占台湾,乙未战争爆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宣告建国,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公举议员”、“政务秉公”、“民主”等等“公民”意识纳入立国精神中。5月29日,日军在澳底(今新北市贡寮区境内)登陆。6月6日,首任大总统唐景崧搭上德国商轮,从沪尾内渡厦门。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城举行始政式,正式宣告日本开始进行对台湾的统治,此日之后被定为“始政纪念日”。6月26日,大将军刘永福被拥立为第二任大总统,迁都台南,称之为“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27][31][26]。刘永福以刘成良统福军驻旗后炮台,合郑超英、周得启、孔宪盈各军防安平;是为海口之防[31]

10月11日,当嘉义之陷,刘永福知事不可为,令郑超英守安平、柯月坡守炮台,并分兵扎罾门溪上[31]。 10月15日,日军联合舰队吉野号防护巡洋舰率“秋津州”等舰,炮击旗后外海,击毁“旗后炮台”门额。炮击前,刘成良即已潜逃安平。日军登陆后,旋即占领炮台。10月18日,日军略旧城,以骑兵迫台南,郑青拒之于二层行溪[31]。刘永福透过安平洋行委台南英国领事致函总督桦山资纪,提出投降二条件,但随即由南进军司令官副总督高岛鞆之助拒绝了投降要求,于是近卫师团、第二师团与混成第四旅团皆抵达台南城近郊,形成三方包抄形势[28]

10月20日,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与其义子刘成良搭乘英国籍商船“塞里斯轮”(Thales,《台湾通史》译作“爹利士”)内渡厦门而去(1895年台海登船临检事件)。10月21日,城内守军已然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台南府城士绅及洋商乃循台北城模式推举长老教会巴克礼牧师与日军交涉,请求日军和平进城维持城内秩序[33]。日第二师团长乃木希典(后出任第三任台湾总督,日方奉为“军神”)表示只许和平投降,绝不伤害无辜,倘若稍以武力抵抗,则必毁灭全城[26][28]

10月22日,日军采取海陆协同作战,向安平发动总攻击。由陆战队先行拂晓突击,再以联合舰队掩护混成旅团在南方登陆。即使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操,仍旧不足以保家卫国与悍卫疆土,双方经一番血战后,守军不敌溃败。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八),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由北路入安平,日军四旅团大军会合后,一路挺进,和平进入台南城[28]。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孤臣无力难回天”,郑超英慷慨赴义、为国捐躯,时年未满四十,英才早逝。其中郑超英统领各营约一千五百名守军力战阵亡,余六、七千名清军和黑旗军弃械投降,战俘遣返厦门,部分突围反抗军转入地下,进行长期抗日游击作战。10月26日,桦山总督经海路进入台南。11月18日,桦山总督向京都大本营报告:“全岛悉予平定”[26]

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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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英阵亡后,遗留发妻与独子,当时为免年仅四岁的独子遭逢不测,乃托孤于苏姓长工扶养成人,而郑妻则于竹溪寺出家。

郑超英子青年时期从事营造建筑业,1910年参与台南公会堂兴建,该处乃以制盐致富之府城首富吴尚新所建宅邸吴园(创建时名为“紫春园”,台湾四大名园之一),更早之前原为荷治时期向国姓爷郑成功建议攻台的荷兰通事何斌所有[34]。富绅吴汝祥(字祠之,本籍福建泉州,秀才出身),系吴园建造者吴尚新堂侄,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迁居台南府城,后于1905年创办彰化银行[35]

1920年,郑超英子陆续参与日治时期嘉南大圳及乌山头水库等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设,实为台湾营造建筑业先行者之一。

前任:
刘仁柏
台湾水师协副将
1890年上任
继任:
谢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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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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