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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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蒙古主义(蒙古语:ᠨᠠᠷᠮᠠᠢ
ᠮᠣᠩᠭᠣᠯ,西里尔字母:Нармай Монгол),是蒙古民族主义者的一种主张,起源于一战前后沙皇俄国支持下的泛蒙古运动,由沙俄白军将领谢苗诺夫提出的一种“将所有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漠南蒙古乃至的东欧卡尔梅克人居住的土地联合为一个‘蒙古国’”的构想。该构想仅仅在1920-21年昙花一现,便随着“外蒙人民独立革命”和“内蒙自治运动”的成功,以及苏联在其他蒙古语族群居住区建立自治共和国而宣告破灭。
冷战以后,由蒙古国的部分民间人士及民族主义者,“泛蒙古主义”构想的一些主张再次被民族主义政治人物提出,成为新的“三蒙统一”构想,主张以蒙古国现有版图为中心,认为应将俄罗斯联邦之布里亚特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整并成一新的“大蒙古国”的主张。
“泛蒙古主义”构想的历史
[编辑]该术语由俄罗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1894年的同名诗和《敌基督的故事》中引入的,最初的意思是“来自东方对欧洲文明的威胁”(黄祸论)[1]。
17世纪开始,由于末任蒙古大汗林丹汗被后金击败,其子额哲投降并接受了清朝统治,皇太极成为漠南蒙古(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民系)的君主“博格达汗”。内扎萨克蒙古各部陆续被编为“旗”,并受命于理藩院,清朝皇帝则赐予各旗封号并以公主赐婚蒙古王公。有清一代,蒙古贵族与满洲贵族联姻不绝。
1644年清军入关后,随着清朝势力大增,漠北蒙古各部也逐渐开始接受清朝的赐封。而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统治新疆北部)违背1640年蒙古各部于塔尔巴哈台的盟约,攻击外喀尔喀诸部,并攻灭统治西藏地区、同属于漠西蒙古的和硕特汗国,试图重建一个以准噶尔部为中心的蒙古国家。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逃入内蒙古地区,向康熙皇帝求救。康熙帝亲率8万军队击溃准噶尔军队,不仅帮助喀尔喀人收复了被准噶尔人占领的领土,并且控制藏区,直到乾隆皇帝征服准噶尔。此后清廷不愿将西藏再置于蒙古王公势力范围之内,遂没有帮助和硕特部恢复其在西藏的统治,而是通过驻扎大臣和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属黄教活佛)等监督西藏噶厦处理地区事务,蒙古王公不再掌控西藏。
19世纪间,沙俄的东扩不断压迫清朝的北部疆界。1895年,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向沙俄提出,要求帮助蒙古人独立建国并控制内蒙古的所有地域。1911年清朝发生辛亥革命,各地的蒙古王公纷纷与列强势力展开接触;12月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成立独立的蒙古国 ,建元共戴,但未获国际承认。内蒙古此时亦有响应,外蒙古一度派兵南下,但随后撤回。在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即获签订,沙俄承认外蒙古仍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俄国保留在蒙古的特权;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最终确认了外蒙古事实上仍由其君主博克多汗统治,由俄国保护外蒙古的“自治”,而俄方仍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在内外蒙古合并失败后,内蒙古的一些贵族如巴布扎布等人参加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
1918年俄国革命后,谢苗诺夫的白军试图重新控制外蒙,在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召开第一次“泛蒙古会议”,同年,在大乌里车站召开第二次会议,但没有什么作为;此次会议成为“泛蒙古主义”的萌芽。由于外蒙古政府内僧俗两派的争斗,反对博克多汗的外蒙王公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取消外蒙古自治,并在1919年邀请邀请北洋政府派徐树铮率领“西北边防军”进驻库伦;“泛蒙古会议”运动失去势力。
1919年,日本趁俄国深陷革命、外蒙古博克多汗无力自治之机提出“三蒙统一”,受到俄罗斯白军的谢苗诺夫与罗曼·冯·恩琴的支持。喀尔喀蒙古的一支布里亚特人于是进而提出“泛蒙古主义”构想,借民族自决名义,主张成立一个亲日乃至受日本控制的蒙古政权,包括布里亚特人、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呼伦贝尔,甚至包括卡尔梅克人。
1920年2月,恩琴率骑兵师共800人进入外蒙古,在日本的支持下,他击败了留守外蒙古的陈毅等人率领的中国军队,进入首都库伦,扶植博克多汗恢复蒙古独立,成为外蒙古的实际统治者,并获封“亲王”。
1921年7月,恩琴兵败,被逐出库伦;8月,遭到其外蒙古盟友出卖、逮捕,被移交给苏俄红军;9月,恩琴被苏俄(1922年后为苏联)处叛国罪并送新西伯利亚处决。“泛蒙古主义”构想随着恩琴兵败,甫一提出便失去了其发展的根据地,并没有得到任何国际支持、也没有引起任何有力的反响。其后蒙古人民党控制了外蒙古,并于1924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虽不受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承认,但由于北洋军阀混战,此时并未派兵干涉,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察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的中央领导陷入了“泛蒙古主义”。共产国际认为“泛蒙古主义”是日本扩大侵略的工具,1933年4月通告中共中央“应坚决同反动的泛蒙古主义作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党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习仲勋在《乌兰夫同志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一文中说:“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支持下,就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仅剩下一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各地继续活动,部分党员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
直到1945年,苏蒙联军进入内蒙古对日本作战,为争取苏联撒离在东北及新疆地区的驻军,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约定依据公民投票结果视情况承认外蒙古独立;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2],投票结果显示98.5%的投票公民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3]。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4]。
内蒙古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失败和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后,内蒙古人民共和国谋求与苏联支持的蒙古合并,然而蒙古人民共和国表示因为《雅尔塔协定》的约束,蒙古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故不能支持内外蒙古合并。于是在同年便转为一系列“自治运动”,目的在与在联邦制国家的框架下实现高度自治的构想,其基本原则仍然建立在“内蒙古是中国领土”之上;其后因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一直得不到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积极应对,最终使其在国共内战中转而倒向中国共产党阵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实现自治,逐渐固定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卡尔梅克人则由于地理位置本身即在欧洲里海沿岸;现今也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居民蒙古族与俄罗斯族约各占一半。
三蒙统一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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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三蒙统一”又成为一些民族主义政治家新的构想,基本上延续了“泛蒙古主义”的原始构想,放弃了过于遥远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地区,在此基础上宣称“以蒙古现有版图为中心,将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等(图瓦人和阿尔泰人属突厥语族群,但在历史上被蒙古人统治过且文化和宗教上一定程度被蒙古化)与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合并在一起,成立新的‘大蒙古国’”。该思想涉及改变自一战时固定、二战以来获得国际承认的俄、蒙、中三国疆界,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有力支持,还遭到俄、中的强烈反对,甚至连蒙古国政府也对其反映平平。
尽管得不到有力支持和反响,各国民间的蒙古族互相交流一直保持相对频繁,尤其中国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和蒙古国之间,由于文化相近,长期保持着民间的友好联系。
1990年后,蒙古国和蒙古族相继成立了“蒙古根协会”、“成吉思汗世纪”、“布里亚特青年联盟”、“国际蒙古族协会”。其中有些可能受到“三蒙统一”构想影响,带有相当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政治诉求;有些则是各国蒙古族出于文化角度设立的民间交流协会、并没有一定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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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历史和人口因素,蒙古国政界主流也不赞同搞“三蒙统一”。1990年,蒙古驻日大使云登就日本众议院山本重信先生的“现在对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家呼声很高。大使阁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提问答复说,“我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对中国的内蒙古情况不太了解,但对苏联布里亚特比较熟悉。我想就人口问题而言,布里亚特人只占32%,68%的人是俄罗斯及其他民族。如果说‘统一’,这部分人怎么办?再加上内蒙古的人口,要远远超过我们蒙古十几倍,我们怎么办?”因为蒙古语民族在蒙古国之外均不占多数,如果合并蒙古人有被边缘化的风险。而且由于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之间存在戈壁沙漠、和俄罗斯远东之间存在的山脉等天然边界阻隔,加之各国蒙古民族长期存在的隔阂也不利于“三蒙统一”,更何况蒙古国与俄罗斯联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巨大国力差异,因此除了文化交流之外的政治上的“泛蒙古主义”并无太大影响[5]。
参考文献
[编辑]- ^ Соловьёв В. Панмонголизм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雷法章
- ^ Nohlen, D, Grotz, F & Hartmann, C (2001) Elections in Asia: A data handbook, Volume II, p491 ISBN 978-0-19-924959-6
- ^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独立,中央日报(上海版),第2版
- ^ Дэвид Джонсон, 9.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 Скрыты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Центр оборон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03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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