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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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統論,或遺傳決定論,是一種主張以祖先長輩的血統和身份決定個人的前途命運和發展方向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在先天與後天的爭論上採取先天的一方。與之相反的是社會決定論。世襲制、種姓制度和種族主義都可以視為血統論的一種展現,血統論也常跟民族主義結合。
概述
[編輯]人與人之間在許多特徵上的差異,包括行為和個性,都受到遺傳差異的影響,但同時也受到環境差異的影響。現代生物學的共識是先天和後天是假議題,所有的性狀都是先天和後天因子交互影響後才產生的。而在民族主義方面,想像的共同體等論述也指出血源並不是構成民族的必要條件。然而,許多人還是相信血統論。
各地情況
[編輯]中國文革時期
[編輯]中國俗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被認為是一種血統論的說法[1][2]。血統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曾經流行[2][3]。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出身幹部家庭的紅衛兵貼出對聯[2][4]:
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但據學者考證,這幅對聯實際上在1966年6月起源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又被稱為「鬼見愁」,在7月底、8月初廣泛傳開[5]。8月上、中旬,紅衛兵中產生了所謂「對聯歌」,也稱「鬼見愁」[5][6]: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滾他媽的蛋!
(呼口號)要是不革命 就造他媽的反 就滾他媽的蛋
8月2日,陶鑄在人民大學講話時,迴避評價這個觀點,只是讓學生「你們辯論一下」[7]:247。同日,關鋒和張春橋則做了正面回答,關鋒說:「口號我覺得不是這樣提好。『老子英雄兒好漢』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7]:248 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江青等人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表示支持他們這種階級路線分明的做法,但建議將對聯改為[2][7]:249:
上聯:父母革命兒接班;下聯:父母反動兒造反(一說: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江青還稱此前的對聯「那種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7]:250。但實際上,還是原來版本的對聯在到處流行,從北京傳遍全國[5]。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與劉京合寫大字報《從對聯談起》,為原版對聯叫好[7]:250。8月20日,譚力夫在其所在的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辯論會上,就如何對待工作組作了長篇發言,將維護以對聯為代表的血統論、維護工作組和維護老幹部連為一體,而此次講話的內容也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流傳,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震動[7]:251-252[8]。
10月9日,周恩來說「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4][9]。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對「血統論」、「自來紅」思想進行了嚴厲批評[4][9]。10月24日,毛澤東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4][9] 此後,新版「鬼見愁」對聯歌在「造反派紅衛兵」中流傳,其中前兩句按照江青等人先前的建議做了更改[6]。
11月27日,一批以血統論為主要思想基礎的革命幹部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秘密策劃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並於12月5日發佈了成立宣言[8]。「聯動」以高幹子弟為核心,成員常被稱為「老紅衛兵」,矛頭轉而指向毛澤東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但之後被鎮壓[8][10][11]。值得注意的是,從北京紅八月起,老紅衛兵此前一直是北京「破四舊」以及迫害屠殺「黑五類」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主力之一,但文革開始不久後他們中多數人的父母被作為「走資派」打倒,故逐漸轉變為了「保守派」或「保皇派」,進而被打成反革命[4][8][12][13]。反對血統論的造反派紅衛兵則逐漸得勢[8][14]。1967年1月,遇羅克撰文《出身論》對血統論進行駁斥[4][10][15]。血統論的思想直至1979年文革結束後,才在撥亂反正時期被否定。
朝鮮
[編輯]美國新聞工作者芭芭拉·德米克曾採訪過部分朝鮮的脫北者。根據其編著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一書中記録,血統論在朝鮮十分盛行。如果父母的出生地並不在現今朝鮮的境內,如出生在中國、南韓、日本,這些家庭會被視為對最高領袖不夠忠心,受到額外的監視。他們及他們的子女的待遇與發展機會(例如升遷)會比出生在北韓境內的人差。[16]
台灣
[編輯]在台灣有一些人主張台灣人的血統主要是原住民(如林媽利),和中國大陸的漢人是不同的血統,並以此為理由主張台灣應該獨立建國[17][18]。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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