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英語:Eminent Victorians)是利頓·斯特雷奇布盧姆茨伯里派的創始成員之一)所著的一本傳記,於 1918 年首次出版,包括維多利亞時代四位主要人物的傳記。這本書因斯特雷奇對這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的不敬和機智而著稱,在此之前他們一直被視為英雄:曼寧樞機主教弗洛倫絲·南丁格爾托馬斯·阿諾德查理·戈登將軍。雖然南丁格爾實際上受到了讚揚,她的聲譽也得到了提升,但該書以不太討人喜歡的方式展示了其他主題,例如,曼寧樞機對紐曼樞機主教的陰謀。

這本書使斯特雷奇聲名鵲起,並使他穩居傳記作家的最高地位。

背景

[編輯]

1912年,斯特雷奇提出了「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名人傳」的想法,當時他靠偶爾發點新聞,以及為布盧姆茨伯里派的朋友業餘寫點戲劇和詩歌為生。他去了東伊爾斯利(East Ilsley)的鄉下,開始寫一本書,當時叫《維多利亞剪影》(Victorian Silhouettes),裏面有十二位維多利亞時代名人的微型傳記。1912年11月,他寫信給弗吉尼亞·伍爾夫,說他們的維多利亞時代前輩「在我看來是一群口誤的偽君子」。在對曼寧樞機主教的生活進行研究後,他意識到自己很難寫好十二個人。第二年,他搬到了威爾特郡,在那裏一直住到1915年,那時他已經完成了這本書的一半。[1] 他考慮了以後又放棄的主題之一是伊莎貝拉·比頓(Isabella Beeton)。他選擇不寫她,因為他找不到足夠的相關材料[2]

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特雷奇的反戰和反徵兵活動佔用了他的時間。他堅定了自己的觀點,並得出結論,維多利亞時代的名人不僅是偽君子,而且給他這一代人留下了「極其邪惡」的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人們試圖通過武力解決國際爭端」。[1]

到1917年,這部作品準備出版,斯特雷奇與傑弗里·惠特沃思(Geoffrey Whitworth)在溫都斯書局(Chatto&Windus)取得聯繫。評論家弗蘭克·阿瑟·斯溫納頓(Frank Arthur Swinnerton)對這部作品很感興趣。這本書於1918年5月9日出版,獲得了幾乎一致的好評[1]

摘要

[編輯]

每個人的生活都與其他人非常不同,儘管有共同的線索,例如,威廉·格萊斯頓和阿瑟·休·克勞夫(Arthur Hugh Clough)反覆出現。每個故事都擁有特定的背景。

曼寧樞機主教的故事中,背景是牛津運動的興起,英國聖公會一批有影響力的神職人員集體叛逃到天主教會。書中深入解釋了運動及其主角,特別是曼寧與若望·亨利·紐曼的敵對關係。斯特雷奇對曼寧試圖阻止紐曼成為樞機主教的暗中操縱持批評態度。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故事的背景特徵是英國陸軍部的陰謀,以及軍方和政客的遲鈍。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響,斯特雷奇將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描繪成一個熱情、有衝勁的女性,她的成就讓人無法忍受,也令人欽佩。[3]

阿諾德博士被譽為建立公學體系的典範。斯特雷奇將其描述為一種基於教堂和古典的教育,一個維持秩序的行政體系。他指出,對體育的痴迷並不是阿諾德造成的,但他明確表示,阿諾德忽視科學是錯誤的。儘管阿諾德在當時備受尊敬,但斯特雷奇認為,回想起來,他的做法極具破壞性。斯特雷奇還嘲笑阿諾德為提高公眾道德水平所做的努力,例如他不成功的周報。

戈登的故事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士兵和冒險家的故事,他最初在中國的軍事成就會被遺忘。他是一名僱傭軍,代表各種可疑的政府捲入衝突,但他的大部分經歷是在蘇丹。最後一場災難是,埃及對蘇丹的佔領,幾乎被基本教義派反叛分子完全推翻,需要有人來挽救喀土穆的局勢。這項工作落到了戈登身上,他的本能是什麼都不做,只能撤退,於是他陷入了一場圍攻。英國政府陷入了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困境, 當他們最終派出的一支救援遠征隊到達時,已經晚了兩天。斯特雷奇根據戈登的日記和信件,講述了一個幾乎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堅強個體的故事[4]

評價

[編輯]

1918年5月21日,伯特蘭·羅素從布里克斯頓監獄(Brixton Prison)寫信給格拉迪斯·林德(Gladys Rinder),他因反戰運動正在被監禁[5][6]

這是輝煌的,美味的,精緻的文明。我和戈登一樣喜歡,這對我來說都是新鮮事。我看書時經常在牢房裏大聲大笑。獄警來到我的牢房,提醒我監獄是一個懲罰的地方。

斯特雷奇死後不久,美國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在1932年9月21日的《新共和》雜誌上寫道:「當然,利頓·斯特雷奇的主要任務是徹底消除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優越感……自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出現以來,無論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都無法對主宰他們過去的傳奇故事能夠感覺到完全一樣。有些東西被永遠戳破了。」

意義

[編輯]

隨着《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的出版,利頓·斯特雷奇為維多利亞時代注入氣息,供後人閱讀。直到那時,正如斯特雷奇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維多利亞時代的傳記「就像殯儀館的『理髮師』一樣熟悉,帶着同樣的緩慢、葬禮般的野蠻氣息。」斯特雷奇打破了「兩卷厚厚的……未消化的材料」的傳統,將目標對準了四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英國工黨政治家韓素利寫道:「利頓·斯特雷奇優雅而充滿活力的人物暗殺行為,永遠摧毀了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至上的自命不凡。」[7]

參考

[編輯]
  1. ^ 1.0 1.1 1.2 Paul Levy A string quartet in four movements The Guardian, Saturday 20 July 2002. [2023-02-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26). 
  2. ^ Grimes, William. Meet the Mrs. Who Organized the Domestic Engineers. The New York Times. 2006-04-17 [2022-01-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5-31). 
  3. ^ Florence Nightingale, Monica E. Baly and H. C. G. Matthew,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015
  4. ^ 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Chatto & Windus 1918
  5.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By Bertrand Russell, Nicholas Griffin 2002
  6. ^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1, page 73),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7. ^ Hattersley, Roy. Lytton Strachey's elegant, energetic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destroyed for ever the pretensions of the Victorian age to moral supremacy.. NewStatesman (The Wrong War) (newstatesman.com). 12 August 2002 [3 February 2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27) (英語). 

延伸閱讀

[編輯]

外部連結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