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費舍爾男爵約翰·費舍爾
The Lord Fisher 費舍爾勳爵 | |
---|---|
暱稱 | 傑基 |
出生 | 1841年1月25日 錫蘭拉姆博大 |
逝世 | 1920年7月10日 倫敦聖詹姆斯廣場 | (79歲)
效命 | 英國 |
軍種 | 皇家海軍 |
服役年份 | 1854年 - 1909年 1914年 - 1915年 |
軍銜 | 海軍元帥 |
統率 | 海軍軍械總局局長 1886年 - 1891年 朴次茅斯海軍基地總監 1891年 第三海務大臣及海軍總監 1892年 - 1897年 北美及西印度洋艦隊總指揮 1897年 - 1899年 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代表 1899年 地中海艦隊總指揮 1899年 - 1902年 第二海務大臣 1902年 - 1903年 朴次茅斯艦隊總指揮 1903年 - 1904年 第一海務大臣 1904年 - 1910年 及 1914年 - 1915年 |
參與戰爭 | 克里米亞戰爭 1856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 - 1860年 第二次英埃戰爭 188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 - 1918年 |
獲得勳章 | 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 功績勳章 皇家維多利亞爵級大十字勳章 榮譽軍團勳章大綬帶 奧斯曼尼勳章大綬帶 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 |
海軍元帥約翰·阿巴斯諾特·「傑基」·費舍爾,第一代費舍爾男爵,[1]GCB,OM,GCVO[?](Admiral of the Fleet John Arbuthnot "Jacky" Fisher, 1st Baron Fisher,1841年1月25日—1920年7月10日),英國海軍將領,因推行海軍改革而知名。在長達60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對皇家海軍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在他入伍時,海軍尚在使用裝備前裝炮的木質風帆戰艦,到他退役時,海軍已經使用鋼質戰列巡洋艦、潛艇和航空母艦。喜好爭辯、充滿活力、思想前衛的費舍爾常被人稱為英國海軍史上僅次於納爾遜勳爵的重要人物。
雖然他實戰經驗豐富,但是他在後人記憶中,是一個革新者、戰略家和海軍發展推動者,而不是一個參與重要海戰的海軍將領。1904年,他在上任成為第一海務大臣。他隨即將150艘過時軍艦除役,並且着手建造替代的現代軍艦。[2]
費舍爾認為海軍有必要提升火炮的射程、精度和射速。他也是其中一個最早提倡使用魚雷的人,他認為魚雷最終會取代重型火炮成為主要反艦武器。他擔任海軍總監時將魚雷艇驅逐艦這一艦種引入海軍。擔任第一海務大臣後,他負責建造第一艘「全裝重型火炮」(All-Big-Gun)[a],的戰列艦無畏號,不過,他也相信潛艇會在未來變得越來越重要,強調需要發展潛艇。他推動海軍以渦輪式發動機取代往復式發動機,以燃油動力取代燃煤動力。他還改變了水兵的伙食,以烘焙過的麵包代替往往長滿象鼻蟲的硬餅乾。[4]
1911年,他在70歲生日時正式辭去海軍本部職務,但是他在1914年11月又再擔任第一海務大臣。重新上任七個月後,他因為對溫斯頓·邱吉爾的加里波利戰役感到沮喪而再次辭職,此後一直擔任政府發明及研究委員會主席至戰爭結束。
性格與外貌
[編輯]費舍爾身高五尺七寸,敦實,有一張圓面。有人在他晚年時根據他的特徵和偏黃膚色推斷他有亞洲血統。實際上,他的膚色偏黃是他中年染上痢疾和瘧疾造成的。當時他險些因病逝世。他與人交談時目光集中、不可抗拒,會透露一些自己的感受。費舍爾充滿活力、雄心勃勃、極具熱情、充滿智慧。曾與他同乘一船的軍人說:「他是我見過的準少尉之中,最有趣的一個。」[5]他與人說話不時會偏離主題。有一次國王請他不要向他揮拳頭。[6]
他畢生都是虔誠教徒,在岸上的時候會定期上教堂。他愛聽布道,一天最多聽兩至三次布道,「之後他會興奮地討論」。[7]不過他發表個人宗教觀點時十分謹慎,因為他擔心不當的言論會妨礙他在海軍發展事業。[8]
他對體育沒有太大興趣,不過他精於舞蹈。他在以後的生活中用舞技迷倒了不少重要女士。他在1877年開始對舞蹈起興趣。他要求他艦上的軍官都要曉得跳舞。不願跳舞的準少尉(Midshipman),會被他取消假期。他首先讓低級軍官在甲板跳舞,高級軍官在軍官室(Wardroom)跳舞。這種做法後來傳遍整個海軍。他打破舞會每次與不同舞伴跳舞的傳統,每場舞會只與一名善於舞蹈的女子跳舞,惹來不少爭議。[9]他迷倒各種女子的能力彌補了他有時毫不客氣的傷人言論。[10]他畢生都會暈船。[11]
費舍爾的目標「提升艦隊效率,令艦隊可以迅速完成戰爭準備」受到了一部分軍官支持。他認為應該晉升最有才能,而不是最有資歷的人。一些不獲晉升的人不滿他的做法。海軍因他分成了兩派,一派支持他的改革,一派阻撓他的改革。他的官階越高、年紀越大,就越專制、越獨裁,「誰反對我,我就粉碎誰」。他認為各國作戰是為了奪取利益,因此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可以阻嚇企圖與英國開戰的國家,維持和平:「大英帝國棲息在英國艦隊之上。」[12]費舍爾也認為海戰失利比陸戰失利嚴重很多:海軍有可能在一日之內戰敗,而且不能補充艦隻。而重建陸軍則是十分輕易的事情。英德展開海軍軍備競賽後,德國皇帝表示,「我尊敬費舍爾,我說不出針對他的話。如果我身處他的職位,我也會做他做過和想做的事。」1911年,費舍爾預測英德戰爭會在1914年10月基爾運河拓寬加深工程完成之後爆發。不過,基爾運河最後提前一個月在7月完成拓寬,而戰爭則在一個月後爆發。費舍爾在70歲時被迫退休。
童年與個人生活
[編輯]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1841年1月25日生於錫蘭威福登莊園(Wavenden Estate)。[13][14]他的母親是蘇菲亞·費舍爾(Sophie Fisher),而他的父親則是陸軍上尉威廉·費舍爾(Captain William Fisher)。威廉是第78高地步兵團(78th Highlanders)的軍官,曾任當地總督羅伯特·威爾莫特-霍爾頓爵士(Sir Robert Wilmot-Horton)的副官。此外,威廉曾在康提任職參謀。他在家中排行第一,一共有十一個兄弟姊妹。不過,他有四個兄弟姊妹不幸早夭。[13]費舍爾曾說,「我的母親是非常出色美麗的年輕女子...我的父親也非常英俊。至於我為何那麼醜陋,就是一個生理學不解難題了。」[15]
兒子出生後,威廉出售了軍職,經營咖啡種植園。後來他還成為了總警司。為了經營種植園,他積累了不少債務,難以支撐成員不斷增加的家庭。[16]約翰6歲時被家人送回英國,在倫敦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和外祖父查爾斯·拉姆(Charles Lambe)一起居住。他的外祖父也不富裕,需要出租家中的房間維持生計。[17]約翰的胞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後來加入皇家海軍,最終取得了海軍上將軍銜。[18]而他另一個胞弟菲利普(Philip)在遇上風暴溺水身亡之前是亞特蘭大號(HMS Atalanta)上面的海軍上尉。[19]
約翰的父親在他15歲時墮馬身亡。因為長時間分隔的緣故,他和母親有些疏離。他沒有再見過他的母親。不過,他一直有供養母親。[20]1870年,他的母親打算到英國探望他,在他的竭力阻止之下打消了念頭。費舍爾向妻子寫道:「他痛恨那個想法,我真的不想見她。我想不到當中的原因,也沒有一些有關她的回憶。」[21]
1866年4月4日,駐守樸茨茅斯的費舍爾娶托馬斯·德爾夫斯·布勞頓牧師(Rev. Thomas Delves Broughton)和弗朗西絲·科克倫(Frances Corkran)的女兒弗朗西絲·凱瑟琳·約瑟法·布勞頓(Frances Katharine Josepha Broughton)為妻。[22]凱瑟琳的兄弟都是海軍軍官。她的表親稱她相信丈夫有朝一日會「爬到最頂峰」。[23]她在1918年7月先於丈夫逝世。兩人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分別是塞西爾·瓦瓦瑟爾·費舍爾,第二代費舍爾男爵(Cecil Vavasseur Fisher, 2nd Baron Fisher)、碧雅翠絲·愛麗絲·費舍爾(Beatrix Alice Fisher)、桃樂西·西比爾·費舍爾(Dorothy Sybil Fisher)和帕米拉·瑪麗·費舍爾(Pamela Mary Fisher)。兩人的女婿都是最終成為海軍上將的軍官。[24]碧雅翠絲在1896年嫁給雷金納德·朗德爾·尼爾德(Reginald Rundell Neeld)。[25]帕米拉在1906年嫁給亨利·布萊克特(Henry Blackett)。[26]桃樂西在1908年嫁給埃里克·富勒頓(Eric Fullerton)。[27]
早年
[編輯]費舍爾的父親威廉幫助了他進入海軍。前任錫蘭總督的遺孀霍爾頓爵士夫人(Lady Horton),受亡夫的副官威廉委託,向鄰居海軍上將威廉·巴加爵士推薦約翰為海軍軍校學生。入學試包括寫出主禱文和裸體跳過一張椅子。[28]1854年7月13日,他在納爾遜勳爵的旗艦勝利號上面正式加入皇家海軍。7月29日,他被派到舊式風帆戰列艦加爾各塔號(HMS Calcutta)上面服役。[29]加爾各塔號是配有84門前裝滑膛炮的雙層甲板木質戰列艦,完全依靠風力航行。[30]艦上人員有700人,紀律由「冷酷的斯托普福德上校」維持。[30]費舍爾在服役第一天就見到了八個人受笞刑。他當場昏倒。[30]
加爾各塔號後來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在芬蘭灣封鎖俄國港口。費舍爾返國幾個月後因表現獲得了波羅的海獎章(Baltic Medal)。[30]1856年3月1日,加爾各塔號駛入樸茨茅斯港支薪。[30]
1856年3月2日,費舍爾獲派到君士坦丁堡,到阿伽門農號(HMS Agamemnon)上面服役。5月19日,他終於到達當地,但戰爭已經結束。這艘戰列艦在達達尼爾海峽周圍航行了一次,在載上部隊和物資後返回英國支薪。[30]
1856年7月12日,費舍爾獲晉升為準少尉(Midshipman),派到中國艦隊(China Station)的21炮蒸汽護衛艦騖遠號(HMS Highflyer)。[30]接下來的五年時間裡,他都在中國海域服役。在此期間,他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飛行人號的艦長沙德韋爾上校(Captain Shadwell)是天文專家,教授了費舍爾很多可以用於導航的天文知識。費舍爾後來將這些知識加以善用。[31]沙德韋爾上校後來因傷離職,在離開之前,他給了費舍爾兩根雕有家訓「忠貞不渝」(Loyal au Mort)的飾釘。費舍爾畢生將他的家訓當作自己的座右銘。[32]
費舍爾通過上尉級別的航海技術考試後,在1860年1月25日19歲生日的時候得到署理中尉軍銜。[31]三個月後他獲得署理上尉軍銜,被調到蒸汽護衛艦乞沙比克號(HMS Chesapeake)。[31]不久之後,費舍爾就首次獲得指揮艦隻的機會:將明輪巡邏艦科羅曼德爾號(HMS Coromandel)由香港駛到廣州,航程歷時四日。[31]
1860年7月12日,他又被調到明輪小型風帆戰船狂怒號(HMS Furious)。他在這艘船上面參加了多次戰鬥,令所獲的中國獎章(China Service Medal)加上大沽和廣州橫條。[31]狂怒號在1861年3月脫離中國艦隊,悠閒地返國,在8月30日抵達樸茨茅斯支薪。[31]這艘船的艦長海軍上校奧利弗·瓊斯(Captain Oliver Jones)和沙德韋爾上校完全不同。費舍爾寫道他上船後不久,就有船員發動叛變,企圖推翻恐嚇船員,違抗上級命令的艦長。不過,費舍爾最後還是給瓊斯留下了深刻印象。[33]
同年11月,費舍爾以優秀成績通過上尉考試。[34]他在航海技術和射擊技術上得到了最高等級的分數,並且在導航技術上取得了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分數 - 963/1000。[34]因此,他獲得了獎品是航海書籍、航海儀器的博福特獎(Beaufort Testimonial)。不過他也要在沒有薪水的情況下等待軍方的正式任命。[34]他屬於皇家海軍最後一批完全在海上接受基礎訓練的軍官。[34]
1862年1月,費舍爾回到海軍薪資名冊,在海軍的主要射擊技術學校 - 卓越號(HMS Excellent)上面服役。[34]卓越號是一艘停泊在樸茨茅斯港的三層甲板戰列艦,它當時正在測試革命性的阿姆斯特朗後裝炮和傳統的惠特沃思前裝炮。[34]下午空閒時費舍爾會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一邊高呼一邊跑步,以練習喊命令。往後幾十年裡,他都有到樸茨茅斯了解火炮和魚雷的發展情況。[35]
1863年3月,費舍爾獲任為戰士號(HMS Warrior)的槍炮上尉(Gunnery Lieutenant)。戰士號是海軍第一艘全鐵質遠洋裝甲戰列艦,也是海軍當時最強大的艦隻。[34]這艘建於1859年的戰列艦標誌着風帆時代開始結束。巧合的是,艦上既有新式阿姆斯特朗後裝炮,也有舊式惠特沃思前裝炮。[34]費舍爾很受軍中的兄弟歡迎,因為當他們在陸上時,他通常都在海上,可以替代他們的工作。[36]
1864年,費舍爾回到卓越號擔任槍炮教官(Gunnery Instructor)。在擔任射擊教官期間,他對當時剛剛出現的魚雷產生了興趣。這種武器因為構造簡單、威力巨大而受到重視。1869年6月,普魯士政府邀請魚雷專家費舍爾到威廉港參加海軍基地啟用典禮。他在典禮上見到了威廉一世、奧托·馮·俾斯麥和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37]參加典禮後,他着手設計前衛的電動魚雷。
海軍中校
[編輯]1869年8月2日,費舍爾以二十八歲之齡成為中校(Commander)。[38][39]11月8日,他獲任為HMS多尼戈爾號(HMS Donegal)副艦長。正艦長是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休伊特上校(Captain Hewett)。[40]多尼戈爾號是螺旋槳輔助推進的征服者級風帆戰列艦(Conqueror-class ship of the line)。這艘戰列艦在樸茨茅斯和香港之間航行,將換班人員帶回本土,將替代人員帶到崗位。[40]這段時間裡他完成了有關魚雷的論文。[41]
1870年5月,他再到中國艦隊旗艦海洋號(HMS Ocean)擔任副艦長。[40]他在艦上寫下了海軍戰術(Naval Tactics)這一份八頁的研究報告。海軍上校J·G·古迪納夫(Captain J. G. Goodenough)印刷了這份報告作內部傳閱的用途。[42]他在艦上安裝了一個電點火系統,令所有艦炮得以同時開火。海洋號因此成為了歷史上第一艘具備類似系統的船隻。費舍爾在信中表示他非常記掛妻子,想重拾興趣研究魚雷,並且希望得到一個本土職位方便會見重要人物。[43]
1872年,他再次回到英國射擊技術學校卓越號擔任魚雷及水雷訓練主任。後來他隨魚雷部脫離卓越號,加入另一獨立岸上機構(Shore establishment)弗農號(HMS Vernon)。他的職責包括授課以及與安排海軍購買懷特黑德魚雷(Whitehead torpedo)。他邀請政治家和記者參觀學校,並且組織展示活動,以達到宣傳的效果。軍官對他的做法意見不一,部分人不贊同他的做法。[44]1874年10月30日,他在出任弗農號艦長時獲晉升為上校,時年32歲。[45][46]這個岸上機構由50炮除役風帆護衛艦弗農號和當作浮動宿舍的26炮蒸汽除役護衛艦阿里阿德涅(HMS Ariadne)組成。245噸魚雷艇維蘇威號(HMS Vesuvius)是魚雷試驗協調的實驗性補給船。[47]三艘戰艦停泊於樸茨茅斯港。1876年,他加入在海軍本部魚雷委員會。
海軍上校
[編輯]- 1876年9月 - 1877年3月:領取半薪,與家人一同居住。
- 1877年1月30日 - 1877年3月1日:指揮海克力斯號(HMS Hercules)。
1877年3月2日,費舍爾獲任為柏勒洛豐號(HMS Bellerophon)的艦長。這艘戰艦是北美及西印度艦隊總指揮阿斯特利·庫珀-凱(Astley Cooper-Key)的旗艦。柏勒洛豐號當時在船塢進行維修,所以新船員狀態不佳。費舍爾向他們說,他準備將他們帶入地獄三個月,假如他們未能達到他的要求,接下來的另外三個月,他們也要在地獄渡過。[48]准少尉A·H·戈登·摩爾(Midshipman A. H. Gordon Moore)說費舍爾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他經常被迫執行漫長而艱苦的任務,比如說長時間待在發動機室,在冷霧環繞的地方發電報。就算是最少的疏忽都會受他懲罰。他想費舍爾鼓勵他們的方式就是在他們完成了特別艱苦的工作後,給予他們某種形式的獎勵。[49]
庫珀-凱被海軍部調到一支特別的分艦隊(Squadron)。這支分艦隊部署於英吉利海峽,應對俄國威脅。與他一同調職的人包括費舍爾。費舍爾在6月7日出任旗艦海克力斯號艦長。8月22日,他又被調到同一艦隊內的勇敢號(HMS Valorous),職位同樣是艦長。這時費舍爾開始支持威廉·湯姆森爵士設計不受艦隻金屬干擾的羅盤。1878年9月12日,他開始休假。
1月9日,費舍爾到傑弗里·菲普斯·霍恩比(Geoffrey Phipps Hornby)的地中海艦隊(Mediterranean Fleet)指揮帕拉斯號(HMS Pallas)。這艘戰艦的狀態很差,需要用鏈條圍住艦身以免裝甲板脫落。帕拉斯號的行程包括到君士坦丁堡進行官式訪問。訪問期間,費舍爾和蘇丹一起以金杯金盤用餐。兩個月後他返國放半薪假,與家人一起到布魯日旅遊。[50]
1879年9月25日,他到利奧波德·麥克林托克爵士(Sir Leopold McClintock)的北美分艦隊(North American Squadron),出任旗艦北安普敦號(HMS Northampton)的艦長。北安普敦號是一艘新近建成的戰艦,採用了包括雙螺旋漿、探照燈、電話以及魚雷在內的一系列新發明。戰艦也安裝了湯姆森的新型羅盤。湯姆森親自登艦調整發明,用了三日也沒有成功,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最終意外發現羅盤只刻了359度。[51]艦上的新發明還有海軍上校菲利普·哥倫布(Captain Philip Colomb)的照明燈。當哥倫布也親自到艦上觀察發明的表現時,費舍爾開了一個玩笑,故意將事情安排得不利於照明燈工作,令哥倫布心灰意冷。有一次,他被迫向哈利法克斯的海軍醫院送出旗幟慶祝英女皇壽辰,不過,他又開了一個玩笑,送出了分別代表出現瘟疫、處於隔離的黃旗和黑旗。雖然他有時會開玩笑,但是他在其餘時間還是用盡全力改善戰艦。副艦長海軍中校威爾莫特·福克斯(Commander Wilmot Fawkes)稱北安普敦號在兩周之內載上魚雷航行了150程,而海軍其餘的艦隻一年只航行150程。[52]
載有費舍爾幼弟的訓練艦亞特蘭大號(HMS Atalanta)在西印度和英國之間的海面消失,相信艦隻是因為風暴失事。北安普頓號也是搜救艦隻之一,不過各艦最終都無功而返。1881年1月,費舍爾獲任為新建鐵甲艦不屈號(HMS Inflexible)艦長。麥克林托克上將稱:「人人都為他的離開而感到惋惜......自從他獲任為不屈號艦長的消息傳到這裡以後,他的精神就回到我們之間,並且每日變強。」[53]因為不屈號當時還未完成,所以他在等待的時間裡在樸茨茅斯擔任威靈頓公爵號(HMS Duke of Wellington)的艦長。
不屈號
[編輯]費舍爾擔任不同職位時的上司下屬都認為他極具才能,推薦他擔任新建戰列艦不屈號的艦長。不屈號擁有全海軍最重的火炮和最厚的裝甲,不過仍然裝有桅杆和風帆以及射速低下的前裝炮。它的建造時間長達七年,裝有多件新式設備,包括電燈和魚雷發射管(Torpedo tube)。技術水平相差太遠的艦上設備令不少船員感到困惑。雖然,不屈號從未使用風帆航行,但是,風帆航行的速度也決定了艦隻的表現,所以費舍爾不得不訓練艦員運用風帆。
1882年春,地中海艦隊成員不屈號在蔚藍海岸保護遊覽芒通的維多利亞女王。此舉是為了向法國人展示英國海軍的實力,不過,費舍爾也透過這個機會見到了維多利亞女王和她後來成為德國海軍上將的孫子海因里希親王。女王之前曾在皇家遊艇上見到費舍爾的幼弟菲利普,並且對菲利普印象深刻。正是女王安排了菲利普到不幸的亞特蘭大號上面服役。費舍爾也給女王留下了相同的印象。王室的支持對費舍爾的生涯,尤其是在改革招來批評時,至關重要。
1882年,不屈號參與英埃戰爭(Anglo-Egyptian War),在西摩爾上將(Admiral Seymour)的統率之下,轟炸亞歷山大港(Bombardment of Alexandria)。費舍爾受命指揮駐紮於赫迪夫官邸的登陸隊伍。他提出在火車上裝上鐵板、機槍和火炮,填補缺乏偵查手段的缺陷。這個做法受到戰地記者競相報道,費舍爾也以英雄之姿名噪一時。在陸上服役令他不幸染上痢疾和瘧疾,情況危殆。在這一情況下,他仍然拒絕因病休假。時任第一海軍大臣諾斯布魯克勳爵(Lord Northbrook)最終親自命令他歸國,並且說「海軍本部可以再建一艘不屈號,但卻不能有另一個費舍爾。」[54]
這個時期里,他和日後的國王愛德華七世、皇后亞歷山德拉建立了深厚友誼。1882年,他獲頒巴斯三等勳章。[55]
本土職位
[編輯]1883年1月至4月,他都在放半薪假修養。1月時他應女王邀請到奧斯本樓(Osborne House)居住兩周,讓女王了解他的病情。這讓身無分文、默默無名地參軍的費舍爾感到十分愉快。[56]
1883年4月,費舍爾大致康復,再次回到崗位到卓越號擔任艦長。兩年後他離開卓越號的時候,已經有了約翰·傑利科和珀西·斯科特(Percy Scott)等等對海軍進攻能力感到擔憂的軍官支持。接下來的一年多裡面他都沒有職位,仍然受疾病所困擾。他到名流間十分知名的瑪麗亞溫泉市休假。後來他定期造訪此地。[57]
潘吉德事件(Panjdeh Incident)發生後,英俄處於開戰邊緣。1885年6月,他到波羅的海,於米諾陶號(HMS Minotaur)上面服役,上司是霍恩比上將。一個月後,他又回到卓越號。接下來的十五年裡他都沒有出海。
1886年11月,他上任為海軍軍械總局局長(Director of Naval Ordnance),管理武器和彈藥。他主持研發速射炮,以應對日益嚴重的魚雷艇威脅。他還決定不再在各艦上裝備用於登艦的長矛。海軍無權管理武器、彈藥的製造和供應。掌管這一事務的是陸軍部(War Office)。費舍爾開始爭取改變這一狀況,不過,他的目標一直等到他擔任第一海務大臣時才可以實現。1887年,他獲任為女王的副官。[58]1890年,他獲晉升為海軍少將。[59]
海軍上將
[編輯]1891年5月,費舍爾到樸茨茅斯擔任港口總監(Admiral-Superintendent)。他致力於提高海軍基地的效率。他將建造君權號(HMS Royal Sovereign)露天炮塔的建造時間由兩日縮減到兩小時,而全艦的建造時間也由三年縮減至兩年。無論是海軍船塢,抑或是私人船塢,都競相效仿他的做法縮減造船時間、造船開支,使新設計的戰艦更快服役。他在任職總監時用盡一切小技巧。他將不願走出辦公室監督工作的人調到海島;他找出一兩個工人的名字,然後在他們工作時稱讚他們,特意提到他們的名字,讓人以為他對所有人都相當了解;他將椅子和桌子搬到工地,表明工程不完成他就不離開。他說「你要在有人告訴你事情是不可能的、障礙時不可跨越的時候,用盡全力戰鬥。」[60]
他接下來擔任的職位是第三海務大臣(Third Sea Lord),負責管理艦隻和裝備。[61][62][63][64][65]他主持研發裝備小口徑速射火炮的魚雷艇驅逐艦。1892年,造船商阿爾弗雷德·亞羅(Alfred Yarrow)向海軍本部提出建造驅逐艦的建議。他聲稱法國海軍正在建造新型魚雷艇,而他則可以建造一種更快捷的艦艇進行反制。當時魚雷艇一個巨大的威脅,因為它們價格低廉,威力巨大,足以擊沉最龐大的戰列艦,而法國正正是擁有大量魚雷艇的國家。因為第一批驅逐艦表現良好,所以海軍繼續訂購了驅逐艦。不過費舍爾很快遇上了問題:其他造船商都不願按照亞羅的設計建造驅逐艦。[66]既得利益者在海軍引入提高燃油效率、提高航行速度的水管鍋爐(Water-tube boiler)時也製造了類似問題。1892,新式鍋爐首先在亞羅造船廠的巡邏艦神射手號(HMS Sharpshooter)上面測試。海軍本部計劃在其他造船廠的驅逐艦上面安裝類似鍋爐,卻遭到下議院質疑和部分造船商反對。這個問題一直擾攘了幾年,一直到費舍爾離職後才結束。國會為此進行了調查,拒絕了海軍的要求。最終各個造船廠還是採用了新設計,但是各廠已經建造了18艘性能較為落後的驅逐艦。[67]
1894年,他名列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獲頒巴斯爵級司令勳章。[68]1896年,他又獲晉升為海軍中將,並在次年出任北美及西印度艦隊指揮官。[69]1898年,法紹達危機爆發,英法出現開戰的危險。費舍爾計劃在兩國開戰後突襲包括魔鬼島在內的法屬西印度殖民地,將「臭名昭彰」的阿弗列·屈里弗斯帶回法國,在法國軍隊中製造問題。[70]費舍爾要求艦隊以最高速度進行演習,期望艦員會在演習中有最佳表演。他特意與低級軍官交往,避免他們不敢提出新意見,或者是在有需要時不同意他的觀點。[71]
1899年,費舍爾被首相索爾斯伯利勳爵選為英國海軍代表,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是由俄國提出的,目的是限制軍備,英國的立場是拒絕一切限制海軍的方案。費舍爾的談判方式是:在正式場合少發言,在非正式的聚會進行堅決的遊說。他的態度、作風令給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平會議最終成功結束,達成了限制達姆彈、毒氣、氣球轟炸的共識。為獎勵費舍爾,軍方任命他為地中海艦隊司令。德國代表團概述了英方的立場:英國維持世界地位依靠海軍,所以必須要有一支強於任何國家組合的海軍。英國保留以任何方法運用艦隊的權利。[72]
地中海艦隊
[編輯]與北美艦隊不同的是,地中海艦隊對英國而言更為重要。印度和英國之間的航線就經過這一地區,有人認為,這一航線受到法國威脅。法國十分重視連接法國本土和法國北非殖民地的南北航線。費舍爾沒有選擇一艘強大但緩慢的傳統戰列艦為旗艦,相反,他沿用了北美艦隊的旗艦聲望號(HMS Reown),因此,他受到一些軍官批評。[73]
他的戰略強調先發制人,不過也注重保存實力。費舍爾會調換不符合他要求的軍官。他向軍官講授海軍戰略,鼓勵他們向自己提出意見。他設立獎項以推動軍官撰寫有關戰術的論文,並且在所有艦隻上面設置地圖室,供軍官研究戰術。他尤其擔心德法的魚雷會威脅到英國艦隊。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費舍爾的革新,部分高級軍官就不滿他看重低級軍官和施加壓力極力提升效率。[74]
艦隊進行的擬真演習項目包括模擬法軍突襲、進行防禦、發動夜襲和封鎖航線,所有項目都以最高速度進行。他設立金盃獎勵射擊技術最高的艦隻,而非射得最遠或者是在戰鬥隊形中射得最好的艦隻。他發現在複雜形勢中指揮龐大艦隊會遇到不少困難,不過,他樂於應對它們。[75]
他出任地中海艦隊指揮時,艦載重炮在不使用光學瞄準器的情況下,有效射程只有2,000碼。在使用光學瞄準器的情況下,也只有3,000至4,000碼。他致力於提升重炮有效射程至5,000碼,原因是魚雷的射程不斷提高,已經達到3,000至4,000碼,艦隻必須提高射程以保安全。他在這一時期認為,主力艦應該以口徑較小的火炮為主要武器,因為技術進步使得小口徑火炮的射速大幅提高,而且採用小口徑火炮,戰艦的側舷火力也比較強。當時大口徑火炮技術比較落後,無法在較遠的射程保持準確性。他曾說過「戰鬥模式不應該按照戰鬥艦艇的設計作出修改,成為艦艇設計的從屬,相反,戰鬥艦艇應該按照戰鬥模式進行設計。」[76]他又說過以下話指引軍官:「未來軍官的座右銘是「自己思考自己行動」而不是「讓我們等待命令」。」[77]
曾受費舍爾指揮的退役皇家海軍陸戰隊漢基勳爵(Lord Hankey)稱:「任何曾受前任司令指揮的人,都會意識到費舍爾所帶來的改變有多麼大...軍官的話題十分雜亂...局限在清潔上...費舍爾到來之後,這些話題都被戰術、戰略、射擊技術、魚雷戰、封鎖等話題所代替。這是每一個海軍軍官都感受得到的復興。」[78]後來猛烈批評費舍爾的查爾斯·白雷斯福(Charles Beresford)也放棄了返國進入國會的計劃,因為他「在近一個星期所學的,多過近四十年所學的。」
費舍爾為各國使團舉行了一連串宴會舞會以促進外交關係。艦隊訪問君士坦丁堡時,費舍爾三次與蘇丹會面。1900年11月,他獲後者頒發奧斯曼尼勳章大綬帶。[79]次年11月5日,他獲晉升為海軍上將。[80]他盡己所能,為地中海艦隊爭取艦隻和補給。有政治事業的白雷斯福也發起了一個宣傳運動,為艦隊爭取更多預算。這導致他和海軍本部發生衝突。費舍爾雖然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沒有公開發言。不過,他私下裡一直和記者阿諾德·懷特(Arnold White)保持聯繫,接受後者的資訊,聽從後者的建議,在報紙為海軍進行宣傳。[81]1902年,費舍爾向懷特指出,法國雖然是英國的傳統敵人,但是現時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是潛在盟友,相反,德國頻繁的海外活動令它越來越有可能成為敵人。[82]
費舍爾向懷特表示他不太確定海軍本部對他的觀點抱有什麼態度,也不能夠肯定自己會否再獲晉升。當時位於埃爾斯維克(Elswick)的軍火公司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Armstrong Whitworth)已經邀請他出任董事。董事的薪酬極為可觀,高於上將的薪酬,而且,擔任這一職位,他就有機會興建可以加強海軍實力的新式戰艦。[83]
第二海務大臣
[編輯]1902年,他返國出任第二海務大臣(Second Sea Lord),主管人事。當時的海軍對機械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令機械軍官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他們仍然為普通指揮軍官所輕視。費舍爾認為整合兩種軍官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海軍過去就是如此解決導航軍官和其他軍官之間的產生問題。具體方法是合併兩種軍官的學校,修訂課程,為軍校學生打下基礎,方便他們以後選擇不同道路。海軍本部的人最初反對他的計劃,不過最後受他說服。不過,海軍整體的反對更加堅定,報紙宣傳戰又再爆發。費舍爾很清楚拉攏出版界的益處,不斷向親近他的記者泄露訊息。反對費舍爾的軍官曾與白雷斯福接觸,希望後者能與他們聯手,不過白雷斯福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費舍爾。[84]
訓練時間由兩年延長至四年,令學額不足的情況出現。因此,費舍爾在懷特島興建了另一軍校,至於達特茅斯(Dartmouth)的原有軍校則繼續維持運作。學院不但會學習導航和航海知識,也會接受與性命息息相關的科學、技術教育。往後,指揮軍官會對艦隻有所了解,而機械軍官也會掌握指揮的技巧。學生也會在學校進行體育運動訓練,目的除了增強體格外,還有在進行親善訪問時,在運動場上發揮更好表現。着重學費的入學試考官也被面試委員會所代替,後者會對測定應試者的總體知識以及對問題的反應和答案。四年訓練結束後,學員在就職前會首先被派到訓練艦實習一段時間。最後一個考試的結果會影響到考生的職位分配以及提早獲得晉升的機會。[85]
1903年,他獲任為樸茨茅斯艦隊總指揮(Commander-in-Chief, Portsmouth),以勝利號為旗艦。前一年,他更獲得了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86]
第一海務大臣
[編輯]1904年10月20日,在歐洲大陸渡過一個半月的費舍爾返國出任第一海務大臣。[87]1905年6月,他獲得功績勳章,同年12月,他獲晉升為海軍元帥。[88][89]
費舍爾的任務是削減海軍本部的經費,並且改革海軍為現代化戰爭做好準備。他在一片批評之中無情地售出90艘舊戰艦、小戰艦,又將另外64艘類似的戰艦封存,稱它們「太弱不能打仗,太慢不能逃走」,「吝嗇鬼囤積的無用垃圾」。他將釋放出來的人員和資金用在擴充本土艦隊上面。即使是增加了建造項目、提高了運作效率,1905年的海軍預算仍然由前一年的3,680萬削減到3,330萬英鎊。[90]1905年至1907年間,海軍經費持續下跌。不過,費舍爾任期結束時,海軍經費又回到了先前的水平。[91]
他推動皇家海軍發展全裝重型火炮的快速戰列艦,出任HMS無畏號設計委員會主席。這一委員會也設計了一種犧牲裝甲換取速度的「無畏艦」 - 戰列巡洋艦。第一艘戰列巡洋艦是無敵號。他也促進海軍艦隻由燃煤轉為燃油。費舍爾與另一名海軍將領,白雷斯福,一直公開敵視對方。
1908年,他預測英國和德國會在1914年10月基爾運河拓寬加深工程完成之後開戰,因為屆時德國艦隊可以安全往返波羅的海和北海。[92]同年,他獲頒皇家維多利亞爵級大十字勳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93]
1909年12月7日,他獲封為費舍爾男爵(Baron Fisher)。[94][95]他紋章的格言是「敬畏上帝和無畏」。
戰前時期
[編輯]1911年1月25日,70歲的費舍爾退休遷居基爾維斯頓堂(Kilverstone Hall)。[96][97][98]
1912年,他獲任為「皇家燃油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to enquire into Liquid Fuel)主席,他的觀點是整個海軍都應該轉用燃油。[99]委員會的第一份「秘密」級別的報告在1912年11月27日提交,而第二份報告和第三份報告則分別在1913年2月27日和1914年2月10日提交。[100]
戰爭爆發後,費舍爾經常到海軍本部與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會面。[101]
再次擔任第一海務大臣
[編輯]巴騰堡的路易斯親王因為擁有德國背景而被迫辭職後,費舍爾在1914年10月再度出任第一海務大臣。泰晤士報稱費舍爾「年近74歲,卻前所未有的年輕,更加有活力」。不過,他在1915年5月15日再度辭職,因為他反對邱吉爾發動加里波利戰役。邱吉爾也因這個問題一同辭職。費舍爾一直都不支持這一計劃,相反,他偏好在德國海岸線發動兩棲登陸戰,暴怒號(HMS Furious)、光榮號(HMS Glorious)和勇敢號(HMS Courageous)都是特地為此建造的吃水淺戰艦。加里波利戰役失敗後,費舍爾和邱吉爾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費舍爾對海軍的最後貢獻是提出無比號(HMS Incomparable)巨型戰列巡洋艦的建造計劃。無比號根據勇敢級的原則設計,裝甲與勇敢級一樣輕薄,不過火炮口徑更大達到20英寸之巨。這一計劃從未實現。[102]
晚年
[編輯]費舍爾在戰爭結束前一直是發明及研究委員會的主席。1917年,他獲得日本旭日章中最高等級的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倫敦憲報刊登了他接受這一榮譽的消息。[103]
費舍爾夫人弗朗西絲於1918年7月逝世。7月22日,她葬於基爾維斯頓堂附近的聖安得烈教堂墓地。[104]她的棺木上面披有海軍上將旗,蓋有男爵冠冕。[22]
1920年7月10日,費舍爾於聖詹姆斯廣場因癌症病逝,享年79歲,他的葬禮以海軍規格於西敏寺舉行。他的遺體葬於基爾維斯頓堂。[105][106]
他的棺木由藍衫者駕駛的運炮馬車載到西敏寺,伴隨隊伍的鼓聲沉重緩慢。護柩者是六位海軍上將,除此之外,皇家海軍陸戰隊也有在一旁護衛棺木。[107]當晚,他的遺體在戈爾德斯格林火葬場(Golders Green Crematorium)接受火化。他的骨灰接下來由火車運到基爾維斯頓堂,這時護衛棺木的是皇家海軍儀仗隊。他的安葬在一棵粟樹下,在妻子旁邊。粟樹所俯視的是他第一艘遠洋戰艦加爾各答號的船首人像裝飾。[108]
流行文化
[編輯]- 法官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審理達芬奇密碼抄襲案時發表的史密斯密語(Smithy code)提及了費舍爾。[109]
- 牛津英語詞典稱費舍爾是第一個以「OMG」代表「Oh my God」(我的天啊)的人。[110]
榮譽
[編輯]- 以下列出榮譽全稱及縮寫:^
- 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G.C.B.)
- 功績勳章(O.M.)
- 皇家維多利亞大十字勳章(G.C.V.O.)
腳註
[編輯]注釋
[編輯]引文
[編輯]- ^ 他常被人誤稱為「基爾維斯頓的費舍爾男爵」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3]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 Nicholas A. Lambert, 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 江泓 & 英國戰列艦全史 1906-1914,第2頁
- ^ Dreadnought, p. 402.
- ^ Dreadnought, p. 403.
- ^ Memories, pp. 10, 24.
- ^ Bacon, p. 59, citing the daughter of his commanding officer Sir Astley Cooper-Key, Mrs de Crespigny.
- ^ Bacon, p. 55.
- ^ Bacon, pp. 57–59.
- ^ Dreadnought, pp. 403–404.
- ^ Dreadnought, p. 410.
- ^ The Vertigo Years: Europe, 1900-1914 By Philipp Blom. [2013-12-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12).
- ^ 13.0 13.1 Bacon. Life of Lord Fisher I. : 3.
- ^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1.
- ^ Marder (編). Fear God Dreadnought II. : 424.
- ^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2–3.
- ^ Morris. Fisher's Face. : 12.
- ^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2.
- ^ Bacon. Life of Lord Fisher I. : 69.
- ^ Massie. Dreadnought. : 409.
- ^ Quoted in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74.
- ^ 22.0 22.1 Bacon. Life of Lord Fisher I. : 34–35.
- ^ Marder (編). Fear God Dread Nought I. : 61.
- ^ Mase. Dreadnought. : 409, 415.
- ^ Burke's Peerage, Baronetage & Knightage (107th edition, 2003) vol. 1, p. 1,432
- ^ Burke's Peerage, Baronetage & Knightage (2003), vol. 1, p. 385
- ^ 'Admiral Sir Eric Fullerton', obituary in The Times dated 12 November 1962
- ^ Marder (編). Fear God Dreadnought I. : 19.
- ^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5.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Mackay. Fisher of Kilverstone. : 7–12.
- ^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Mackay, pp. 13–28.
- ^ Dreadnought, p. 412.
- ^ Dreadnought, pp. 412–413.
- ^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Mackay, pp. 29–X.
- ^ Dreadnought, p. 413.
- ^ Dreadnought, p. 414, citing Memories, p. 149.
- ^ Dreadnought, pp. 414–415.
- ^ Mackay, pp. 56–X.
- ^ 第23523號憲報. 倫敦憲報. 6 August 1869: 4366 [2008-02-01].
- ^ 40.0 40.1 40.2 Mackay, pp. 70–X.
- ^ 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Torpedoes, Griffin & Co., Portsmouth (1871).
- ^ Fisher, J. Naval Tactics, written 30 March 1871 on board Ocean at Hong Kong,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 ^ Dreadnought, p. 416, citing Mackay, p. 75.
- ^ Bacon, vol. I, p. 53.
- ^ Mackay, p. 120.
- ^ 第24147號憲報. 倫敦憲報. 3 November 1874: 5200 [2008-02-01].
- ^ History of HMS Vernon. [2013-12-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3-07).
- ^ Bacon, vol. I, p. 56, citing Midshipman Honner.
- ^ Bacon, vol. I, p. 58.
- ^ Bacon, pp. 61–63.
- ^ Bacon, vol. I, pp. 64-65, citing Lieutenant (later Admiral) Sir George Egerton.
- ^ Bacon, vol. I, pp. 65–68.
- ^ Bacon, vol. I, pp. 69–71.
- ^ Dreadnought, pp. 420–422.
- ^ 第25138號憲報. 倫敦憲報. 15 August 1882: 3794 [2008-02-01].
- ^ Dreadnought, p. 423.
- ^ Dreadnought, pp. 424-426.
- ^ 第25713號憲報. 倫敦憲報. 21 June 1887: 3368 [2008-02-01].
- ^ 第26076號憲報. 倫敦憲報. 5 August 1890: 4282 [2008-02-01].
- ^ Bacon, vol. I, pp. 103–105.
- ^ 第26253號憲報. 倫敦憲報. 2 February 1892: 543 [2008-02-01].
- ^ 第26290號憲報. 倫敦憲報. 24 May 1892: 3071 [2008-02-01].
- ^ 第26320號憲報. 倫敦憲報. 26 August 1892: 4889 [2008-02-01].
- ^ 第26455號憲報. 倫敦憲報. 3 November 1893: 6144 [2008-02-01].
- ^ 第26642號憲報. 倫敦憲報. 9 July 1895: 3877 [2008-02-01].
- ^ Bacon, vol. I, pp. 110–112.
- ^ Bacon, vol. I, pp. 106–109.
- ^ 第26516號憲報. 倫敦憲報. 26 May 1894: 3115 [2008-02-01].
- ^ 第26740號憲報. 倫敦憲報. 19 May 1896: 2988 [2008-02-01].
- ^ Tuchman, p. 255.
- ^ Dreadnought, p. 429.
- ^ Dreadnought, pp. 429–434.
- ^ Dreadnought, pp. 433–434.
- ^ Dreadnought, pp. 435–437.
- ^ Dreadnought, pp. 439–440.
- ^ Bacon, Fisher, vol. I, p. 172.
- ^ Bacon, Fisher, vol. I, p. 177.
- ^ Dreadnought, p. 438.
- ^ 第27251號憲報. 倫敦憲報. 27 November 1900: 7819 [2008-02-01].
- ^ 第27373號憲報. 倫敦憲報. 8 November 1901: 7223 [2008-02-01].
- ^ Bacon, Fisher, vol. I, pp. 135–140.
- ^ Bacon, Fisher, vol. I, pp. 157–160.
- ^ Bacon, Fisher, vol. I, pp. 156–157.
- ^ Bacon, Fisher, vol. I, pp. 187–189.
- ^ Bacon, Fisher, vol. I, pp. 188–193.
- ^ 第27448號憲報. 倫敦憲報 (Supplement). 24 June 1902: 4189 [2008-02-01].
- ^ Mackay, p. 315.
- ^ 第27811號憲報. 倫敦憲報 (Supplement). 27 June 1905: 4549 [2008-02-01].
- ^ 第27861號憲報. 倫敦憲報. 8 December 1905: 8812 [2008-02-01].
- ^ Massie, Dreadnought, p. 467.
- ^ Sumida,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p. 345.
- ^ Hough, p. 221.
- ^ 第28148號憲報. 倫敦憲報. 16 June 1908: 4404 [2008-02-01].
- ^ 第28317號憲報. 倫敦憲報. 14 December 1909: 9514 [2008-02-01].
- ^ Complete Peerage, XIII, p.105: "cr., 7 Dec. 1909 BARON FISHER, of Kilverstone, Thetford, co. Norfolk."
- ^ Lord Fisher. The Telegraph. 22 November 2012 [8 August 2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2).
- ^ The Times, 25 Jan 1911; p. 8; Issue 39491; col B.
- ^ 第28460號憲報. 倫敦憲報. 27 January 1911: 695 [2008-02-01].
- ^ 第28632號憲報. 倫敦憲報. 2 August 1912: 5721–5722 [2008-02-01].
- ^ Mackay, pp. 440-441.
- ^ Mackay, pp. 456–8.
- ^ Breyer, p 172.
- ^ 第30363號憲報. 倫敦憲報 (Supplement). 30 October 1917: 11322 [2008-02-01].
- ^ The Times, 24 July 1918; p. 9; col A.
- ^ Halpern, Paul G. Fisher, John Arbuthnot, first Baron Fisher (1841–192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004 [10 November 2009]. doi:10.1093/ref:odnb/3314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 ^ 第32162號憲報. 倫敦憲報. 14 December 1920: 12341 [2008-02-01].
- ^ Morris, p. 237.
- ^ Morris, p. 196.
- ^ Who's Who 2010, A & C Black, 2010, ISBN 978-1-4081-1414-8
- ^ OMG, interjection (and noun) and adjectiv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8 August 20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31).
參考書籍
[編輯]- Bacon, Admiral Sir Reginald Hugh. The Life of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Vol 1 New York (1929): Doubleday. Facsimile edition (2007): ISBN 978-1-4325-9362-9.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October 1929.
- Bacon, Admiral Sir Reginald Hugh. The Life of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Vol 2 New York (1929): Doubleday. Facsimile edition (2007): ISBN 978-1-4325-9351-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 Breyer, Siegfried (1973) Battleships and Battlecruisers of the World, 1905-1970. Macdonald, London, ISBN 978-0-356-04191-9.
- Dreyer, Admiral Sir Frederic C, The Sea Heritage, a Study of Maritime Warfare pub Museum Press, 1955.
- Hough, Richard. Edward and Alexandra: Thei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London Hodder & Stoddart, 1992
- Mackay, Ruddock F. Fisher of Kilversto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arder, Arthur. Fear God and Dread Nought: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London, Johnathan Cape, 3 vols 1952-59.
- Massie, Robert K., Dreadnough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ISBN 978-0-394-52833-5.
- Morris, Jan. Fisher's Face London: Viking, 1995.
- Penn, Geoffrey. "Fisher, Churchill and the Dardanelles",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Books, 1999. ISBN 978-0-85052-646-2
- Tuchman, Barbara W. The Proud Tower, Ballantine Books; 1st Ballantine Books edition, 1996
- Fisher, Lord, Admiral of the fleet Memories and Records, 2 vols,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0.
- Fisher's full service record is part of the document piece ADM 196/15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 full pdf is available (fee required) Documents Online—Image Details—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John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Fisher, John Arbuthnot Fisher, Baron. Memories, by the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London, New York [etc.]: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9. Archive.org facsimile.
- 江泓. 英国战列舰全史 1906-1914. 指文世界艦艇008 第1版. 北京: 中國長安出版社. 2015-03 [2020-04-23]. ISBN 978751070894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3) (中文(中國大陸)).
有關書籍
[編輯]- Fisher, John Arbuthnot Fisher, Baron. Records, by the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London, New York: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9.
- Freeman, Richard. "The Great Edwardian Naval Feud".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Books, 2009. ISBN 1-84884-083-6
- Heathcote, T. A. The British Admirals of the Fleet 1734 - 1995.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Books, 2002. ISBN 978-0-85052-835-0
- Lambert, Nicholas A. 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ISBN 978-1-57003-492-3
- Massie, Robert K. Castles of Steel: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Winning of the Great War at Sea". Great Britain: Jonathon Cape, 2004.
- Murfett, Malcolm H. The First Sea Lords from Fisher to Mountbatten. Westport, 1995.
- Penn, Geoffrey. "Fisher,Churchill and the Dardanelles".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Books, 1999. ISBN 978-0-85052-646-2
- Penn, Geoffrey. "Infighting Admirals".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Books, 2000. ISBN 978-0-85052-756-8
- Sumida, Jon Tetsuro.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Paperback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外部連結
[編輯]- Transcription of Service Record on admirals.org.uk
- Royal Navy Museum short biography
- Filson Young. Chisholm, Hugh , 編.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第12版. London & New York: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Company. 1922.
軍職 | ||
---|---|---|
前任: ? |
海軍軍械總局局長 1886年 - 1891年 |
繼任: ? |
前任: 約翰·霍普金斯爵士 |
第三海務大臣及海軍總監 1892年 - 1897年 |
繼任: 亞瑟·威爾遜爵士 |
前任: 詹姆斯·厄斯金爵士 |
北美及西印度洋艦隊總指揮 1897年 - 1899年 |
繼任: 費雷德里克·貝福德爵士 |
前任: 約翰·霍普金斯爵士 |
地中海艦隊總指揮 1899年 - 1902年 |
繼任: 康普頓·多姆維爾爵士 |
前任: 阿爾博爾德·道格拉斯爵士 |
第二海務大臣 1902年 - 1903年 |
繼任: 查爾斯·德魯里爵士 |
前任: 查爾斯·霍瑟姆爵士 |
朴次茅斯艦隊總指揮 1903年 - 1904年 |
繼任: 阿爾博爾德·道格拉斯爵士 |
前任: 沃爾特·克爾勳爵 |
第一海務大臣 1904年 - 1910年 |
繼任: 亞瑟·威爾遜爵士 |
前任: 巴騰堡的路易斯親王殿下 |
第一海務大臣 1914年 - 1915年 |
繼任: 亨利·傑克遜爵士 |
聯合王國貴族爵位 | ||
新建立 | 費舍爾男爵 1909年 - 1920年 |
繼任者: 塞西爾·瓦瓦瑟爾·費舍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