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邦聯
德意志邦聯 Deutscher Bund | |||||||||||||||||||||||||||
|---|---|---|---|---|---|---|---|---|---|---|---|---|---|---|---|---|---|---|---|---|---|---|---|---|---|---|---|
| 1815年－1866年 | |||||||||||||||||||||||||||
 | |||||||||||||||||||||||||||
| 首都 | 法蘭克福 | ||||||||||||||||||||||||||
| 總裁 | |||||||||||||||||||||||||||
• 1815年—1835年 | 奧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 ||||||||||||||||||||||||||
• 1835年—1848年 | 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 ||||||||||||||||||||||||||
• 1850年—1866年 | 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 | ||||||||||||||||||||||||||
| 立法機構 | 邦聯議會 | ||||||||||||||||||||||||||
| 歷史 | |||||||||||||||||||||||||||
• 建立 | 1815年6月8日 | ||||||||||||||||||||||||||
| 1848年—1849年 | |||||||||||||||||||||||||||
• 解散 | 1866年8月23日 | ||||||||||||||||||||||||||
| ISO 3166碼 | DE | ||||||||||||||||||||||||||
| |||||||||||||||||||||||||||
.svg)
日耳曼邦聯（德語：Deutscher Bund），又稱德意志邦聯，是存在於1815～1866年間，由39個德意志邦國組建的邦聯制政體，首都為法蘭克福，地處中歐。德意志邦聯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一個囊括了全部德意志邦國的組織。[1]
德意志邦聯成立的目的是保護神聖羅馬帝國和萊茵邦聯解體後，餘下的諸多弱小德意志邦國[2]。邦聯成立的法理依據是維也納會議上確立的，其合法性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以集權程度來說，它比神聖羅馬帝國和萊茵邦聯更加鬆散，邦聯中的各個成員國既不是軍事同盟、也不是貿易同盟，沒有一套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將它們團結在一起[3]。各個成員國之間屢屢發生內鬥，導致邦聯的政府功能難以正常運作。
邦聯的永久主席國為奧地利，永久副主席國為普魯士，其餘德意志邦國均為普通成員[4]。在其存在的期間，德意志統一運動風起雲湧，德意志人民強烈渴望自己腳下的土地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徒有虛名的組織，這股風潮於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達到頂點，普魯士藉著工業化的力量打敗了奧地利，將奧地利驅逐出了德意志的版圖之外。勝利後，普魯士解散德意志邦聯，將德意志地區北部的所有小邦都吸入它自立的北日耳曼邦聯之中，僅餘南德四邦仍保持獨立。
歷史
[編輯]| 德國歷史 |
|---|
 |
| 歷史系列條目 |
自1806年起，法國皇帝拿破崙席捲歐洲大陸，廢除神聖羅馬帝國，將神聖羅馬帝國內的德意志各個諸侯國家組織成萊茵邦聯，並自任護國主。但在1812年俄法戰爭以及1813年10月中旬的萊比錫戰役中法軍兩度戰敗，萊茵邦聯即於1813年10月31日宣告解體。根據維也納會議決議，德意志邦聯成立，邦聯成員國由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三百多國銳減至三十九國，並確立為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成員們保證彼此相互防守，並聯合保衛美茵茨、盧森堡城、拉施塔特、烏爾姆和蘭道的堡壘及要塞。
邦聯唯一的組織是邦聯議會（Bundesversammlung），由各邦國的代表組成，由奧地利首相領導，定期在法蘭克福舉行會議。事實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經常代表「首相使者」領導議會，掌握邦聯的領導權。
1866年普奧戰爭結束，邦聯瓦解。普魯士王國以德意志關稅同盟為基礎，另行成立北德意志邦聯。新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聯包括美因河以北的德意志地區，排除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領地及南德四邦（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及黑森），主導權完全由普魯士控制。1871年，隨著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獲勝，德意志帝國成立。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之影響
[編輯]18世紀後期開始，政治、經濟、知識和文化上的改革逐漸湧現。在這個啟蒙時代，洛克、盧梭、伏爾泰與亞當·斯密等重要的學者都是著名代表。浪漫主義漸漸興起，更在法國大革命中大放異彩——個人與國家的自由正式確立，打倒權貴與封建制度。舊秩序和舊文化崩壞，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學術思想與理論。新的生產方法興起，導致工業資本主義崛起。
但是，拿破崙的戰敗確保了保守的政權，例如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等生存。讓這些國家藉維也納會議的成功，成立神聖同盟，壓制因法國大革命而引起的激烈革命風潮。1815年，與會國家嘗試儘量恢復歐洲在戰前的舊秩序，以圍堵法國、防止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傳播。在首相梅特涅領導下，位於中歐的奧地利帝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舉足輕重，為會議制度的主導者，亦即梅特涅制度。哈布斯堡王朝除了抗衡法國，也是中歐的重要防線，阻止意大利與德意志成為民族國家。這樣的勢力均衡看似固若金湯，其實並不穩定。
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後，在列強安排下，名存實亡的神聖羅馬帝國被廢除，被德意志邦聯取代。由於奧地利與普魯士都怕對方坐大，所以讓邦聯的組織鬆散，難以支配。
當時，一般認為，在後拿破崙時代的普魯士，革命難以出現。在成為最強的德意志邦國、作為統一德意志的政治中心與在19世紀末爭霸歐洲大陸之前，普魯士看似落後。在普國東方，莊園起義僅僅在條頓騎士團沒落時發生。在騎士團統治下，農業結構十分鬆散，但普魯士貴族後來漸漸擴張領地，占領騎士團曾擁有的農地，令農民順從，就連市區也缺乏導致革命的誘因——容克。為了防止城邦坐大，就促進它們的貿易，令市區、郊區的勞動階層都必須向封建制度臣服。相對來說，在英國與法國，市區發展隨着封建制度崩潰而來。所以從啟蒙運動到德國在二戰戰敗，兩國都更能適應西方民主制度。但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朝則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令議會政府難以興盛。所以，在拿破崙戰爭時，普魯士的社會與體制都很落後，且它仍以軍事貴族為世襲的統治階層，使其階級制度十分嚴密。
其實，除了普魯士，在整個德國，或諸多德意志邦國裡，政治分裂、貴族與商人的利益衝突，以及扼殺競爭與創新的公會制度，都減慢工業發展。這的確能確保中產階級弱小，守住舊制度，讓政局穩定。但是，面對法國的進攻時，普魯士完全招架不住。因此，很多人都警醒，並深信脆弱、分裂和落後的德意志，將會被已經統一及工業化的鄰邦所侵吞。
1815年後，普魯士的失敗正意味着政經與社會改革都很迫切——官僚行政必須改善，而且必須實施更有效率的精英教育制度。得到拿破崙時期的德意志與意大利行政規劃的啟發，卡爾·奧古斯特·馮·哈登貝格與施泰因等普國官員採取保守政策，革新體制之餘，保障貴族的權益。
這些改革令普魯士的軍隊專業化，又開「全民皆兵」之先聲，逐步建立強大軍事力量。普魯士又在擁有貴族體制之下，廢除容克對土地的壟斷、農奴制度與其他封建體制，幫助實踐工業化。
浪漫、民族和自由主義
[編輯]
維也納會議後，法國大革命引起的革命浪潮似乎受到控制，但僅僅能緩和保守勢力與自由派的民族主義分子之間的衝突。這種緊張局勢一直持續到1848年革命為止。由於革命最後在此年三月爆發，這段時間被稱為前三月時期（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到1848的三月革命被稱作前三月時期）。
此際，保守勢力與自由分子在社會上形成對立。在普魯士，前者乃擁有軍政大權的容克大地主、奧地利權貴，以及在德意志支持邦國自主的侯國與城邦，後者則從事商業、貿易與工業。
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大眾愈發要求變革。奧地利操控德意志邦聯，逐漸引起民族主義分子的不滿。梅特涅對此十分擔心，因為民族主義的興起，尤其是青年運動，不但將動搖奧地利在德的勢力，還會激起奧地利帝國內多個民族的反抗之心。奧地利境內大量匈牙利人與斯拉夫人一旦壯大，足以威脅奧國的統治。
前三月時期，歌德、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和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等思想家提倡浪漫的民族主義。也有其他代表向青年宣傳這些思想。神父弗里德里希·雅恩設立體操會社，令年青的中產階級接觸民族主義思想——他們更設立青年會社，支持民族主義。 1817年的瓦爾特堡節更奉馬丁·路德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先驅者，在宗教界引起民族情緒。在節日上，更有焚書與其他類似活動，用以銷毀一切被認為是反動的物件，其中包括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茨比的書籍。1819年，這名劇作家由於被懷疑為俄國作間諜、企圖恢復舊建制，被神學學生卡爾·路德維希·桑德殺害。該兇手後來被處決。梅特涅反應迅速，以此事作藉口，勸諭邦聯議會發表1819年的卡爾斯巴德決議，關閉青年會社，壓制支持自由的傳媒，並限制學術自由。
經濟融合
[編輯]
這個時候，普魯士仍然繼續壓制自由主義的發展，繼續推行改革。1834年，她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促進貿易發展與工業發展。這正與施泰因和哈登貝格以前設想的改革計劃不謀而合。無形中，這些改革衍生了支持統一德國的聲音，尤其是影響力漸大、爭取更多政治權利的中產階級。不過，普魯士更擔心的是她的落後與強鄰。關稅同盟建立了一個共同市場。透過廢除地區關稅、統一度量衡，除奧地利以外的大部分德意志邦國，建立了德國經濟的雛形。
1842年時，關稅同盟已經包括幾乎所有邦國。其後二十年之間，德意志鋼鐵業產量增長四倍；煤產量也大幅增加。後來，德國工業家開始發明鋼槍、煉鐵軸及後裝式步槍，顯示德國成功將科技應用在武器上。克虜伯家族的工業後來更成為德國的重要重工業公司。於是，德國國防大為鞏固，令普魯士與容克們都不受外國侵犯。德國工業同時在民用事業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令德國不再依賴英國的材料與產品。
普魯士成為工業重鎮，因此增強中產階級的勢力及民族運動。經濟融合加上邦國之間的民族意識提高，令政治融合指日可待。德意志開始顯示種種「准國家」的特徵。
大地主與工商業階層組成的聯盟，促使普魯士的保守政權能在前三月時期後依然保持穩定。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1848年革命的失敗，作以下評論：「此聯盟誠然太脆弱，無以自立，是以未能掌權當政。惟有向地主官僚稱臣，方可經商。」[5] 必須說明的是，即使工商界影響有限，它的勢力一定要夠強大，才會引起政府的注意——何況法國大革命嚇怕眾多容克，普國難以馬上接受與工商界合作。
1848年前，局勢仍算穩定。雖然資產階級願意不要權力而取利益，但地主已經發覺他們的經濟力量正在衰退。關稅同盟固然令經濟進步，並能暫時滿足資產階級，但它也會令他們壯大，與普魯士想限制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發展的方向恰恰相反。
關稅同盟代表着經濟融合、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以及中央主義取代地方主義，令德意志長期以來各邦國自立門戶的時代結束。1844年，在西里西亞，工業漸漸發達、效率極高，織布工人因此遇到新競爭，生計嚴重受影響，故發動起義。這一小群技工、織布工人、短工、公會會員和小商人，後來與由大地主與工業家壟斷的第二帝國產生摩擦，引起不少問題。階級衝突尖銳、缺乏民主經驗，加上擁有軍政大權的貴族寡頭政治，令帝國採取專制手段鎮壓反對聲音，尤其在俾斯麥時期鎮壓天主教徒與社會主義分子。
總而言之，關稅同盟促進經濟統一、激起民族主義，又引起眾多邦國追求政治統一。奧地利對邦聯的控制漸漸減退；普魯士取而代之，成為邦國的領導者。
1848年的革命
[編輯].svg)
僅僅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仍然不能滿足中產階級，他們始終希望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利。1848年革命首先在法國巴黎爆發，消息馬上傳播到不滿的資產階級自由分子及激進的工人。只有最保守和專制的羅曼諾夫王朝與奧斯曼帝國不受影響。
1848年3月15日，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臣民經過多年的壓迫，終於在柏林以暴亂表達政治要求。在巴黎，軍隊用障礙物阻止市民生事，但鑑於法王路易·菲利普最後被人民推翻，逃到英國的下場，普王為勢所迫，惟有答應革命黨人的要求，承諾成立憲法與議會，並支持統一德國，以保權力。
在法國，經過法國大革命、1830年的七月革命與剛剛發生的二月革命，保守派貴族再一次被革命黨推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革命黨人卻隨之開始內訌。資產階級的溫和派支持君主立憲，但巴黎的工人階級支持極左的社會主義分子，於是內戰爆發。在巴黎，失業工人高呼「麵包或鉛彈」（bread or lead）的口號，高舉紅旗，擺放障礙物，首次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企圖推翻共和國。這是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人起義。但法國血腥鎮壓起義，令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結怨。
5月18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召開，數個德意志邦國與奧地利本部的代表進行首輪討論。但是，代表馬上因德國將來的領導權及疆域而爭論不休。有代表支持成立由奧地利統治的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將奧地利本部與波西米亞併入新德國；有代表則支持由普魯士統治的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不包括任何奧地利領土。
由5月到12月，議會只是在集中討論理論問題，但保守派已經迅速採取行動，打擊改革派。這個時候，在梅特涅統治的奧地利與尼古拉一世統治的俄羅斯，擁有土地的上產階級擔心利益受損，十分不滿。保守勢力變得壯大，運用政治壓力，令兩國政府迅速鎮壓革命。另一邊，普軍始終忠於國王，而人民又對革命毫無興趣，令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重拾信心。議會發表德意志人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German people），並草擬好保羅教堂憲法。由於奧地利拒絕接受憲法，會議即請普王接受德國皇帝的稱號。但為國內保守勢力所迫，加上深信君權神授、鄙視由別人選出來的名位，普王拒絕「拾取在溝渠上的皇冠」。議會代表失敗，被迫解散。普軍到臨清場，數千名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分子逃走，大多逃亡美國。
1850年，普王自立憲法，回應失敗的民間革命。他決定要成立一個團結北方德意志邦國的聯盟（即埃爾福特聯盟），讓他與資產階級掌握實權，並削弱貴族權威。奧俄兩國深恐普魯士壯大並主宰德國事務，於是對普王施加壓力。普王惟有妥協，簽訂奧爾米茨條約，暫時放棄統一德國的計劃。
俾斯麥和德國統一戰爭
[編輯]在奧爾米茨之恥後，新一代領導人湧現，謀求統治階層的革命，回應人民富強祖國的願望。不但是德國，就連意大利與日本也有這樣的人才。三國都以普魯士式的獨裁政體主導自強運動；三國的新領導層並不採取強烈反動的路線，而是實行看似自相矛盾的保守現代化計劃。正如施泰因和哈登貝格，俾斯麥同樣想在變幻莫測的時代，保持容克的地位。威廉一世任命他為首相，就是為了防止自由分子阻止軍事改革。後來，容克階層大力鼓勵經濟發展，令普魯士國力蒸蒸日上，贏得中產階級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三國的保守現代化都由優秀領袖主導：意大利的加富爾、德國的施泰因、哈登貝格與俾斯麥，及日本明治時代的多位領袖。這樣的情況並非巧合。在這個時代，他們都是忠君的保守派，卻能運用如此的條件展開改革、現代化與統一運動。雖然他們都屬於貴族階級，但同樣反對舊制度；其背景促使他們忠於命令，而又不失政治才能。舊體制的崩壞促成了這新一輪的社會變革。
成員國
[編輯]| 邦國 | 首都 | |
|---|---|---|
| 帝國 | ||
|
奧地利 僅含內萊塔尼亞 |
維也納 |
| 王國 | ||
|
巴伐利亞 | 慕尼黑 |
|
漢諾威 | 漢諾威 |
|
普魯士 不含波森、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 |
柏林 |
|
薩克森 | 德累斯頓 |
|
符騰堡 | 斯圖加特 |
| 選侯國 | ||
|
黑森-卡塞爾 | 卡塞爾 |
| 大公國 | ||
|
巴登 | 卡爾斯魯厄 |
|
黑森-達姆施塔特 | 達姆施塔特 |
|
盧森堡 | 盧森堡 |
|
梅克倫堡-什未林 | 什未林 |
|
|
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 | 新施特雷利茨 |
|
奧爾登堡 | 奧爾登堡 |
|
薩克森-魏瑪-愛森納赫 | 魏瑪 |
| 公國 | ||
|
安哈爾特 – 自1863年 | 德紹 |
|
布倫瑞克 | 布倫瑞克 |
|
荷爾斯泰因 | 格呂克施塔特 |
|
林堡 – 自1839年 | 無 |
|
拿騷 | 威斯巴登 |
|
薩克森-阿爾滕堡 – 自1826年 | 阿爾滕堡 |
|
薩克森-科堡-哥達 – 自1826年 | 科堡 |
|
薩克森-勞恩堡 | 拉策堡 |
|
|
薩克森-邁寧根 | 邁寧根 |
| 親王國 | ||
|
霍亨索倫-黑興根 – 自1850年歸屬普魯士 | 黑興根 |
|
|
霍亨索倫-錫格馬林根 – 自1850年歸屬普魯士 | 西格馬林根 |
|
列支敦士登 | 瓦杜茲 |
|
利珀 | 代特莫爾德 |
|
羅伊斯幼系 | 格拉 |
|
羅伊斯長系 | 格賴茨 |
|
紹姆堡-利珀 | 比克堡 |
|
施瓦茨堡-魯多爾施塔特 | 魯多爾施塔特 |
|
|
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 | 松德斯豪森 |
|
瓦爾代克和皮爾蒙特 | 巴特阿羅爾森 |
| 伯國 | ||
|
黑森-洪堡 – 自1817年 | 巴特洪堡 |
| 自由城市 | ||
|
不來梅 | |
|
法蘭克福 | |
|
漢堡 | |
|
呂貝克 | |
| 併入安哈爾特的邦國 | ||
|
安哈爾特-德紹 | 德紹 |
|
|
安哈爾特-貝恩堡 | 貝恩堡 |
|
|
安哈爾特-克滕 | 克滕 |
| 1826年從薩克森-科堡和哥達 以及薩克森-邁寧根分裂而成的邦國 | ||
|
薩克森-哥達-阿爾滕堡 | 哥達 |
|
|
薩克森-科堡-薩爾費爾德 | 科堡 |
|
|
薩克森-希爾德布格豪森 | 希爾德布格豪森 |
領土繼承
[編輯]
以下的國家全境都在德意志邦聯境內：
德國（除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北部）
盧森堡（不包括在1839年割讓給比利時的西部領土）
列支敦斯登
捷克
以下的國家有部分領土在德意志邦聯境內：
奧地利（除了布爾根蘭州）
波蘭（西波美拉尼亞省、波美拉尼亞省、盧布斯卡省、大波蘭省、下西里西亞省、奧波萊省及西里西亞省）
比利時（列日省東部的德語社區）
荷蘭（1839年後，林堡省西部變成比利時的領土，而此部分不再是成員）
丹麥（在1864年失去對荷爾斯泰因的控制權；該地在1866年變為普魯士領土）
義大利（特倫蒂諾-南蒂羅爾與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
斯洛維尼亞（除了普雷克穆列地區）
克羅地亞（伊斯特拉省）
參考文獻
[編輯]引用
[編輯]- ^ Deutsche Bundesakte vom 8. Juni 1815; vgl. aber Michael Kotulla, Deutsches Verfassungsrecht 1806–1918. Eine Dokumentensammlung nebst Einführungen, 1. Band: Gesamtdeutschland, Anhaltische Staaten und Baden, Springer, Berlin/Heidelberg 2005, S. 44; ders.,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bis Weimar (1495–1934), Springer, Berlin 2008, § 26 Rn. 1304, 1315.
- ^ Dies war die Umsetzung des ersten Pariser Friedens vom 30. Mai 1814 (VI. Artikel, Abs. 2:
).Die Deutschen Staaten bleiben unabhängig, und durch ein Föderativ-Band unter einander verknüpft.
- ^ Vgl.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III: Bismarck und das Reich. 3. Auflage,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88, S. 757.
- ^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Band I: Reform und Restauration 1789 bis 1830. 2. Auflage,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u. a.] 1967, S. 668.
- ^ 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II, "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written mainly by Engels.
來源
[編輯]- Westermann, Großer Atlass zur Weltgeschichte (detailed maps) （德文）
- WorldStatesmen- here German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英文）
- Jürgen Angelow: Der Deutsche Bund. Wiss.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2003, ISBN 3-534-15152-6 （德文）
- Jürgen Angelow: Von Wien nach Königgrätz – Die Sicherheitspoli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im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 1815–1866. Oldenbourg, München 1996; ISBN 348656143X. （德文）
- Manfred Botzenhart: Reform. Restauration, Krise. Deutschland 1789–1847. Frankfurt, 1985. （德文）
- Harm-Hinrich Brandt: Deutsche Geschichte 1850–1870 – Entscheidung über die Nation. Kohlhammer, Stuttgart / Berlin / Köln 1999; ISBN 3170094123. （德文）
- Wolfram Fischer, Jochen Krengel, Jutta 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d.1: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ünchen, 1982. ISBN 3-406-04023-3 （德文）
- Wolfgang Hardtwig: Vormärz. Der monarchische Staat und das Bürgertum. München, 1985. ISBN 3-431-04502-7 （德文）
- Jürgen Kocka: Arbeitsverhältnisse und Arbeiterexistenzen. Grundlagen der Klassenbildung im 19. Jahrhundert. Bonn, 1990. ISBN 3-8012-0153-8 （德文）
- Jochen Lengemann: Das Deutsche Parlament (Erfurter Unionsparlament) von 1850. Ein Handbuch: Mitglieder, Amtsträger, Lebensdaten, Fraktionen. München, 2000. ISBN 3-437-31128-x （德文）
- Jürgen Müller: Deutscher Bund und deutsche Nation 1848–1866. Vandenhoeck & Ruprecht , Göttingen 2005, ISBN 3-525-36064-9 （德文）
- Toni Pierenkemper: Gewerbe und Industri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Bd.29). München, 1994. ISBN 3-486-55015-2, （德文）
- Theodor Schieder: Vom Deutschen Bund zum Deutschen Reich. Stuttgart, 1970. （德文）
- Wolfram Siemann: Gesellschaft im Aufbruch. Deutschland 1849–1871. Frankfurt, 1990 （德文）
- Wolfram Siemann: Vom Staatenbund zum Nationalstaat. Deutschland 1807–1871. München, 1995 （德文）
- Hans-Ulrich Wehler: Bürger, Arbeiter und das Problem der Klassenbildung 1800–1870. In: Ders.: 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München, 1988. ISBN 3-406-33001-0, S. 161–190, （德文）
-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ünchen, 1987. ISBN 3-406-32262-X （德文）
參見
[編輯]
| 帝國 | | ||||||
|---|---|---|---|---|---|---|---|
| 王國 | |||||||
| 選侯國 | |||||||
| 大公國 | |||||||
| 公國 |
| ||||||
| 親王國／侯國 |
| ||||||
| 自由市 | |||||||
| 邦國 | .jpg) | |
|---|---|---|
| 聯合 | ||
| 事件 | ||
| 人物 | ||
| 相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