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龄经济学

熟龄经济学(或老年经济学) 是研究“高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经济层面的问题，包括老年人的收入、消费、储蓄等经济活动，以及对公共财政、生产力、产业型态、经济成长等总体层面的影响。 熟龄经济学(或老年经济学)是经济学新兴的一支，尚未有统一名称。英文多使用Economics of Ageing 或 Elderly Economics，专有名词则使用Gerontonomics，中文则译为老年经济学、高龄经济学、熟龄经济学等。

探讨主体

老人

老人的概念可能起源于人类刚进入农耕时期，生活安定后，年纪较老、体力较弱的人可以做些静态工作，传授农耕经验，制作衣物、手工具，照顾小孩，使老人在家庭、社会及经济的角色乃日渐突出。

老人学

老人学为一门研究老人生理老化过程、心理转变、功能变迁，以及对家庭、社会、人口结构的影响的学问，为整合人口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科学。 老人学最早可能起源于公元1025年，当时 Ibn Sina 编辑一本医学书籍《The Canon of Medicine》，特别辟一章节探讨老人的健康及保健问题。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老年的议题开始受到重视。19世纪以后，老年问题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来研究。1903年，俄国动物学家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E. Metchnikoff) 创造Gerontology (老人学)一词。其后，老人学于1940年代蓬勃发展，并成为一门专属领域。

熟龄经济学涵盖领域

起源

Gerontonomics是由Gerontology 及 Economics 所组成的复合字，最早在1965年出版的医学期刊The Lancet出现，是其中一篇讨论老人退休金问题短文的标题。

范畴界定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界定65岁以上为老年。2010年时，日本老年人口已经高达27%，意大利、德国也超过24%，瑞典、希腊、法国、瑞士也都超过20%。美国、台湾也有11%上下。 Hooyman and Kiyak (2002) 将老人分为Young old (65-74岁)、Old-old (75-84岁) 及 Oldest old (85岁以上) 三个阶层。台湾出版的“熟龄经济学”一书使用一个较为中性的“熟龄族”名词，取其“成熟”之意，再细分为轻熟龄族(约50岁到64 岁)、中熟龄族(约65到74 岁)、高熟龄族(约75到84 岁)、瑞龄族(指85 岁以上)四个阶层。

熟龄相关经济议题

高龄人口数量增加、比例日益扩大的时代来临，熟龄经济已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主要议题。它已不只是个人生理、心理及家庭的问题，它会改变整体经济的生产力，影响公共财政、医疗照护体系，甚至透过消费的改变而重塑产业结构。

熟龄人口与总体经济议题

• 公共财政

由于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金采“随收随付”(pay-as-you-go)制，当国家的年金支出逐年增加，人们会将造成公共财政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人口高龄化。推论是一方面，因为当领取年金的人口比例增加，支付保费的工作人口比例下降时，年金的收支就不易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减少，税收不足，于是拖垮财政，造成赤字，推升债务。 事实上，公共财政危机与人口老化并不必然有绝对关联。许多国家的财政问题，大多源自于公共支出缺乏效率，以及贪渎、浪费等现象。人口老化与公共财政危机的关联，其实是一项迷思。

• 总体消费-储蓄

依著名的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Consumption-Saving Life Cycle Hypothesis, CSLCH），全国总储蓄率会受年龄结构变迁的影响。有工作能力的青壮人口增加会提升全国总储蓄；反之幼年与老年人口增加会拉低全国总储蓄。CSLCH隐含人口依赖比与全国储蓄率成反向关系。 实证上，Horioka, et al. (2007)以日本1955至2005 年的家计净储蓄资料来研究。显示日本人口快速老化导致日本家计储蓄率下降，而且预期会持续地下降。Lewis (1983)以美国资料验证，估计的结果发现依赖比下降1%，约可解释储蓄率上升1.26%到1.44%。

• 总体生产力

年龄结构变迁与生产力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多元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不同外生变数的影响而改变；加之生产力有劳动生产力(labor productivity)、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等不同的意涵，且很难精确衡量。因此，无论是理论的探讨或实证研究，都难有定论。 Garibaldi, et al. (2010)与Sharpe (2011)的实证认为应鼓励未满65岁的人留在劳动市场，同时适当地提高退休年龄上限，不但国家可增加税收，高龄者亦可得到较佳的医疗保障。Ilmakunnas and Miyakoshi (2013)利用OECD国家1970-2005 年的资料，计量结果发现，劳动力老化与资本含有(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元素是主要驱动TFP 的力量。资本的 ICT 元素多属于正向的驱动力量；而劳动力老化只有在高技术层次生产活动会成为一个正向的力量，在低技术层次生产，老化会成为一个负向的力量。

• 经济成长

经济成长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综合结果，要针对人口高龄化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分析并不容易。Elgin and Tumen (2012)试图探讨永续经济成长能否与劳动人口下降并存的问题。他们由人力资本报酬的角度出发，发现当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程度开始下降时，先进国家会采取“内生性效率扩大机制”（endogenous efficiency-augmenting mechanism），将其原本劳力导向的生产技术，移转到以人力资本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以提升效率及生产力，促进劳动人口减少的老化社会的经济成长。 人口高龄化会减损总体劳动生产力及总要素生产力，妨碍经济成长是一项直觉性的迷思。老年人的经验与历练固然是社会可贵的资产，经济的创新，产业结构的改变，生产借着资本深化、自动化，甚至劳动资源合理的配置，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老化的影响，甚至可以提升劳动及总要素生产力，促进经济成长。

熟龄人口之经济不安全

如何提升熟龄人口“经济安全”保障，使他们得以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文明国家追求的理想。当熟龄族退休后，多数人收入会减少，为维持退休后的经济生活，他就必须妥善规划其财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4)以“保险、重分配、储蓄三层支柱”的退休金架构，规划一个多层次的安全体系，包括强制性的保险年金、职业退休金以及自发性的储蓄，作为各国建立退休制度的参考。熟龄族个人财务规划，理财投资，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减少对家庭及社会的依赖，是不宜轻忽的课题。

熟龄人口与产业发展

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是多数长者的愿望。对医疗经济、健康保险服务的需求，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日益强烈。在文明进步的国家，熟龄健康医疗产业已日形重要。诸多老人专属的疾病诊治，手术施行，药品的研发等，都将是医学研究的要项。 然而，健康维护是一项耗费不赀的昂贵产业。人们寿命愈长，花费在医疗照护方面的资源就愈多。尤其具有福利性质的国民健康保险、公共医疗，将成为政府财政上沉重的负担。如何使医疗照护在维护健康与避免资源耗竭之间求取平衡，是高龄社会的一大挑战。

• 老年长期照护产业

各种形式的安养长期照护，已应运而起，成为日益发达的新兴产业。长期照护产业的服务劳动力供给以及资金来源，由政府以社会福利名义经营或是由民间市场经济运作，是当今高龄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 产业变迁

在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年龄结构变迁会使许多产品及服务消失，许多产业没落。然而，在市场经济里，需求创造供给，价格体系的讯息很快会将资源导向熟龄族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在高龄社会，熟龄者的消费市场将会成为支撑经济重要的一环。在此经济时代，整个经济体系预期将会以研发、创新为主轴，积极开发各层熟龄人口的需求。

熟龄人口及社会参与

熟龄族生活规划、社会参与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倡的“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观念，提供熟龄族在消费、休闲、教育、志工各方面一个新的愿景，经过妥适的安排，除了减少对社会的依赖，更可持续贡献社会。 在政府政策方面，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中、高熟龄再就业，协助熟龄人士创业，皆可贡献智慧、经验，提升国民生产力。

参考文献

1.The Lancet, (1965), Vol. 285(7378), pp.202–203, January 23, 1965. Hooyman, N.R. and H.A. Kiyak (2002),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Inc.

2.王钊洪 (2014)：熟龄经济学浅释 (增修版)。台北：活石文化 (ISBN 978-986-91187-3-6)。

3.Posner, R.A., (1995), Aging and Old 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World Bank, (1994),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Horioka, C.Y., W. Suzuki, and T. Hatta, (2007), Aging, savings and public pensions in Japa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 pp.303–319.

6.Lewis, F.D., (1983), Fertility and sav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1(5): pp.825–840.

7.Garibaldi, P., J.O. Martins, and J. von Ours, (2010), Ageing,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The Economics of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Chapter 8.

8.Sharpe, A. (2011), Is Ageing a drag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 review article on ageing,health, and productivity: the economics of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21, pp.82–94.

9.Ilmakunnas, P. and T. Miyakoshi, (2013), What are the drivers of TFP in the aging economy? Aging labor and ICT capit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 pp.201–211.

10.Elgin, C. and S. Tumen, (2012), Can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coexist? Economic Modelling, 29, pp.1899–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