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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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润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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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公所董事、清朝金融家、航运家、慈善家 |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1808年![]() |
逝世 | 1858年![]() |
籍贯 | 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桕墅方村 |
国籍 | ![]() |
方润斋(1808年-1858年),谱名仁照,字浩然,号润斋。方亨学次子,子一方黼臣。大清宁波府镇海县人,国学生,盐运使司运同衔加四级诰赠资政大夫(正二品)。沪上早期著名商人、金融家、航运家、慈善家。
身世
[编辑]乾隆末年(1786-1790),桕墅方家族第一代经商者方建康(1772-1840)谱名亨宁,因家境贫困,弃儒从商,在宁波镇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他经营的范围主要以食糖、南北货、粮食及杂货等为主。到了嘉庆年间,建康来到上海开设了“方泰和糖行”。建康发达后,招族人一起来沪发展。道光元年(1821)前后,他的堂弟方介堂(1783-1840)谱名亨黉,也来上海开设“方义和糖行”。至道光中期,方氏家族第一代经商时间约有40多年。
方润斋是方氏家族第二代在沪经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他由叔父方介堂带至上海,先在叔父的方义和糖行学业,后与四弟方梦香(1812-1865)合伙开设“方萃和糖行”,同时又投资其它多种行业[1]:45。方润斋的时代正好是上海开埠前后,这给他的人生有了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和他的家族曾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镇海方氏家族是上海宁波商帮中最有权势和最负盛名的家族”[2]:84。
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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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润斋在经营祖业糖行的同时,于道光十年(1830)在上海南市开设了“履和钱庄”(后改组为安康钱庄),这是方家在沪的第一家钱庄。上海开埠前,南市是华人的经贸中心。南市既今天上海的城隍庙和大东门、小东门这一区域。当时南市不仅是上海县城内的主要商业区,还是全国南北航运中转站;因此润斋的“履和钱庄”内,还兼营土布和杂货等大宗商品的批发。1837年左右,方润斋又在南市开设了第二家钱庄——“同裕钱庄”。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外资银行进入上海,但它们对中国传统的交易方式、市场行情均极其生疏,尤其是在实行商业清算、调拨资金过程中更需金融媒介的帮助,于是国人的钱庄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中介机构;咸丰元年(1851)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各地大小官绅皆携资至沪上避乱;之后,资金雄厚的外商银行开始对钱庄之信用放款(拆票),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分来自于拆票。这些外在因数,为润斋的钱庄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资金来源[3]。
为了便于对外(丝茶)贸易,方润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右在北市(即英法租界地区)开设了第三家钱庄——“北履和钱庄”(1866年改组为寿康钱庄)。上海北市一名的由来,是因其在沿外滩和苏州河这一区域,同上海南市县城内的商业圈正好相对,故称为北市。南北两市的商业活动各有侧重,南市主要针对国内贸易,而北市主要针对进出口贸易。之后,润斋又与兄长方月槎、三弟方务堂又在北市合资开设第四家钱庄——“义余钱庄”(1870年改组为汇康钱庄)[4]:38。为了在其它城市做贸易,润斋还在汉口设“同康钱庄”、杭州设“慎裕钱庄”、宁波设“成裕钱庄”和“敦康钱庄”等钱庄[1]:83。
上海商业中心是由南市逐渐转向北市的。当时有一首民谣写道:“南北分开两市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5]从民谣中可看到,这时期方润斋各地钱庄联号,是随着上海北市进出口贸易剧增而迅速壮大起来的。
上海钱庄能迅速发展并超越山西票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在沪的华资银行业尚未建立,而传统的山西票号仍把官府和官员作为经营对象。那时外国银行主要对洋行和外商在华的企业融资,而钱庄则对做进出口商品的中国商人融资。同时外资银行为了开拓中国的巨大市场,还将其多余的资金拆借给钱庄,让钱庄扩大经营规模。这样就在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形成了外资银行和国人钱庄两强称雄的局面[6]。
到了方润斋儿辈方黼臣的中期,他的一支已有“九裕”(同、安、承、赓、义、会、慎、敦、成)“十三康”(安、延、五、允、寿、钧、和、汇、元、复、同、益、瑞)20多家钱庄,加上三弟方务堂、四弟方梦香、七弟方性斋(1823-1873)和他堂弟方仰乔(1811-1890)的20多家,共有50多家联号钱庄(其中40多家有较详细资料)[7]。在清末至民国期间,方氏家族被钱业界列为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族集团之首。
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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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美、法、德、日各国商人相继来上海开设洋行。这一时期英商占各国洋行的大多数。英商洋行大体分两类:一类是以经营走私鸦片为主,如老牌怡和、宝顺、沙逊、广隆等洋行;另一类是以代西方厂商在华推销洋布(棉毛织品),再换回中国丝茶为主,如义记、李百里、裕记、惇信等洋行。[8]
上海开埠之前,润斋和四弟梦香已开设专营生丝业务的“振承裕丝号”[9]:730。由于当时洋商尚未进入,该行主要从湖州一带收购生丝,运至苏州或由上海集散至其它各地。上海开埠后,洋行所购我国货物运往海外的是以丝茶为大宗;其中丝绸占第一位、其次是茶叶。这一时期英商李百里洋行(Thomas Ripley & Co)选择了方润斋作为该行的外贸合作伙伴(而并非是像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人,被洋行聘请为洋行的雇员——买办)[2]:85-86。原因很简单,方氏可以说是洋商理想的合作伙伴,方润斋经营钱庄已有10余年,信誉卓越,财力雄厚,对生丝和茶叶贸易又非常熟悉,并拥有贩运丝茶的船队。此外,润斋还掌握了洋泾浜英语,与洋行谈判交流时无需翻译。
为了直接与英商李百里洋行做贸易,润斋成立了“方振记”商号(后改名方镇记)。“方振记”组织人员到生丝产地湖州,向蝉农收购辑里丝;又到绍兴嵊县等地,向茶农收购平水珠茶。“方振记”将收购来的丝茶,经过整理打包后,与李百里洋行交换英国进口的花色洋布[4]:38。“方振记”将进口的洋布,小部分在上海销售,大部分船运至汉口待价而沽,获取厚利。[10]。
丝茶贸易是近代上海出口的最大贸易。直到同治九年(1870),丝茶两项的出口仍然占全国出口总值的94.7%[11]。光绪七年(1881),上海丝茶及其制成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仍保持在83%[12]。这些数据表明,丝茶贸易占近代华洋贸易中有极大的份额,而方润斋和他的家族在天时和地理上占了优势,从中分得一杯羹,获利丰厚亦不足为奇了。
从当时媒体《北华捷报》中获悉,方氏与多家洋行和外资银行有来往。同治四年(1865),由汇丰、怡和、公平、太平等洋行共同发一所“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教会学校——上海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College),方润斋的七弟方仁孝是联系人之一。[13]
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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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上海,居于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发达地区,它不仅是南北洋航运的中心,也是连接沿海航运和内河航运的枢纽。从北洋运到上海的货物主要是豆、豆饼、油、小麦等,由上海运往北方的主要是丝织品、茶叶、棉花、棉布等。同时,苏州和松江地区所产的丝绸、棉布,经由上海转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而这些地方生产的糖、纸、茶、胡椒、海产等,亦经由上海转销长江流域各埠[14]。方润斋在开埠之前已涉足航运,但规模不是很大。
清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帆船(夹板船)阿美士德号首次进入上海水域。上海开埠后,大批西方夹板船进入上海港及其附近地区,成为重要运输船只。这时,以沙船为主的中国帆船运输业开始面临外国航运的竞争。夹板船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船,它具有西洋式的船体和风帆,中国式的索具,固定或转动的齿轮。夹板船一天能航行250海里,载重可多达4000吨;而沙船一天只能航行150海里,最多只能载1200余吨[15] [16]。润斋与七弟性斋捷足先登投资当时先进的西方夹板船,成为我国最早有记录的以夹板船为主运输的家族[9]:730。
西方的夹板船繁荣时期正好是在上海开埠的1843年。夹板船是为了提高运输茶叶速度而设计的,在每个季节中,第一批运茶的船队先到达伦敦的船主都能得到最好的价格,同时拥有快速的夹板船主可以向茶商收取更高的运费。方氏兄弟利用自己钱庄的优势,通过英商李百里洋行的关系,买下夹板船(早期可能挂英商的旗号[17]),为自己的进出口生意从事沿海和内河运输。那时“方振记”投资的夹板船,它的载重量和速度是国人的沙船队望尘莫及的。从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可看到,西方夹板船进入中国航运业,造成上海沙船走向没落的情况——
上海沙船疲乏,年来所以补救之方,不为不至,但终无起色。本届苏浙海运,漕米共只70余万石,以沙宁卫船并用,也仅敷转载。而天津方面来信,以运船回空免税,因为夹板(船)所夺,无利可图,仍思歇业。[17]
“方振记”用最快速度把内地的丝茶运至上海出口(卖)给洋行等外商,在回运时,把买进洋布等西方产品运至自己各地的商号或货栈销售。同时“方振记”国内的大宗货贸如食糖、绸缎、棉布、药材、南货等,也通过夹板船队来贩运。另外,“多装快运”减低了货运成本,也使夹板船队不需要像沙船队那样的庞大。至清末宁波帮只有70多条夹板船在长江航线上从事货物运输[18]:237。
当时方氏在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中,已设有自己的商号或货栈,如汉口、宜昌、沙市、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绍兴、湖州、镇海等。19世纪60年代,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负责人金能亨认为,长江流域在商业上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景。他以原棉一项为例称,估计长江流域的产量大大超过美国全国的产量,中国国内贸易的运输量姑且不论,单以外国人经手的货运而言,数量十分可观。他还指出湖南、湖北的茶叶有500多种规格,总量估计便有7万吨。在贩运土货的回程方面,货运量同样巨大。如在汉口出售的外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2.5万吨,而这些棉织品只占上海总进口量的一小部分。[17]
因方氏直接与洋行做贸易,又比其它航运家族更早使用夹板船,这给润斋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方振记”成为宁波帮四大船商之一(董椿记、李慎记、方振记、赵钜康)[19]。
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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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年间方润斋出任四明公所董事,他参与第二次重修四明公所。咸丰三年 (1853),红巾会匪刘丽川等作乱(即小刀会起义),占据上海县城,四明公所毁于战乱。董事方仁照、方仁荣兄弟召集同乡富贾商议,带头捐资,进行重建,恢复旧观,拓建济元堂,附设办事房,作为旅沪宁波人集会场所。[20]
- 润斋、二弟梦香和七弟性斋还共同筹划设立第二家面向族人的义庄——“余庆堂”,润斋、二弟梦香去世后,七弟性斋完成了此一愿望。“余庆堂”除帮助桕墅方村的贫困族人外,还建救火会,发电站;并资助族人中有有抱负的年青人出乡留洋读书。余庆堂内还设有师范堂义塾,后演化为“培玉小学”,收纳族内外学生,对苦难户还提供助学金,该学堂后成为宁波地区重要的两等学堂。[21]
方仁照,字浩然,亨学次子,幼有至性,及长,偕诸弟贾沪江,材识迥异,侪辈业益蒸蒸起,会沪有红巾之乱(注:小刀会起义头扎红布),仁照友郁泰峰者巨室也,以兄柩在堂,嫂氏坚不肯行,不得已同居守焉,为贼所胁,索银不赀,泰峰大窘或,以告仁照,仁照慨然曰:所贵乎友者,患难相恤也。郁已家陷于贼,何从得银,此事我当任之,乃先以计出其嫂,复命干仆易衣,以入罝赂橐中,泰峰竟得不死。后贼平,泰峰涕泣相见,曰:君之高谊,真吴保安一流也。仁照客沪多载,有以穷乏告,冈不解囊相助。其惠之大者,尤在建四明义厂,先是沪之北门外有屋数椽,宁郡之客死无归者咸停榇其中,岁久几无隙处,仁照集同人首先输赀拓地构宇,复置公钱以备春秋祀事,远迩皆诵之。卒年五十有一。
参见:《吴保安弃家赎友》典故[失效链接]
趣闻
[编辑]- 据家谱记载,方润斋初开钱庄之时曾遭遇过一次灭顶之灾。时上海开埠通商不久(1845年左右),有广东巨商冯某与外国人贸易,在沪钱庄中周转资金,然其贸易失败,亏空达百万之巨,震动沪市。货主拿着银票集至各钱庄索要货款,有些钱庄“模棱持计无出”。方润斋“知事不可为”,倾其所有偿还债务,总数达二十多万两,“倾囊如洗,市议翕然”。这次事件之后,方润斋的钱庄因信誉卓著在沪市立稳了脚跟。“复又数年,操赢制余无算,所储几及百倍”。“冯某事件”是方氏家族经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方氏家族从传统商业经营进入了钱庄资本经营的一个新阶段。同时,这次事件也使方氏钱庄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巨大的信誉品牌,为方氏家族后来成为上海主要金融家族之一打下了基础。
- 方润斋(1808-1858)钱庄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民间,1840年代初期进入丝茶外贸。胡雪岩(1823-1885)钱庄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朝廷和官员(杠杆大于方氏),1850-1860年代进入生丝外贸。1883年胡氏倒闭前,拥有9家钱庄和票号;而那年(方黼臣时代中期)方润斋一支的钱庄连号,已发展到了13多家(上海7家、宁波4家、杭州1家、汉口1家等),商业遍及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长沙、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南浔、沙市、镇海等地,产业除钱庄外还涉及糖业、船运、银楼(上海九大银楼)、丝绸、棉布、药材、南北货、典当、渔业、书业、房地产业(如上海英租界里的安仁里、兴仁里、早安里、选青里、如意里、济阳里、又新里、来安里和南市敦仁里等)。[1]:59
- 方润斋1830年创办的履和钱庄(后改组为安康钱庄),是中国钱业史上经营时间最长的钱庄,具有120年的历史,它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才歇业。
-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Susan Mann Jones教授曾对方润斋家族和他开设的“方振记”(Fang-chen-chi)商号有一段评论:Members of powerful Ningpo families did not formally accept positions as compradors,although they might perform the same brokerage function through a company like Fang-chen-chi. Lineage resources made it unnecessary for them to subserviate themselves in that manner.[2]:85-86中文大意:有影响力的宁波家族不需要充当(洋行)的买办,虽然他们可能通过类似方振记那样的企业来执行同样的中间商职能。家族拥有的资力使他们无需当买办来降低自己的身份。
- 桕墅方仁二房方仰乔首建方氏家族第一个义庄。义庄不只是照顾桕墅方村老弱病残者的生活,在每月初一,十五开仓放粮接济周边民众。继方仰乔的义庄后,桕墅方恭房后代(润斋、梦香、性斋)也准备开办一个义庄,但因清朝廷只允许一个家族一个义庄,故第二个义庄取名为“余庆堂”。
后代
[编辑]方润斋有一子、四孙、十一曾孙,其中较知名的有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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