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清代阎若璩撰。

阎若璩二十岁读《尚书》，发现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遂穷三十八年的研究考证，^[1]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此书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认为《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閰氏首先依《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的记载，确定古文尚书出自孔壁，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发现。并确定古文尚书的篇数即今文尚书篇数再加十六篇。^[2]接着閰氏再确认真本《古文尚书》亡于永嘉之乱的结论。^[3]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尚书》却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为可知也”。接下来，閰氏透过各种实证法确立二十五篇古文为伪，^[4]包括使用实证法与虚会法。实证法中又包含了用引文比对的方法,典礼制度和史实的考证法及训诂、书例辨证法。例如，第31条提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前三句出自《荀子》所引《道经》，“允执厥中”则出自《论语·尧曰第二十》。第64条提到〈胤征〉有“玉石俱焚”之语为出自魏晋年间。另又指出孔传有与地理沿革不合者，第87条提到积石山在汉昭帝时才置金城郡，孔传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第88条提到瀍水出谷城县，到了晋朝才划入河南，孔传却说其出自河南北山。

同时期的毛奇龄则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驳辩，例如，毛奇龄断定《道经》是对《尚书》经的尊称，为了证明其说，他援引汉代纬书《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此说过于迁强，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学者。^[5]一说閰氏读罢《冤词》后，曾对《疏证》作了大幅度删改，^[6]乃至于“本为《冤词》难《疏证》，今转成《疏证》难《冤词》。”^[7]

纪昀曾指出《疏证》编次欠条理，“支蔓”太多，“衍及旁文，动盈卷帙”，有时支蔓文竟可达数万言。毛奇龄批评其“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閰氏在世时，此书仅有抄本流传，后由其孙閰学林刊刻，即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8]今传《古文尚书疏证》只有九十九条，“有目无文”者十二条、“目文全缺”者十七条。钱穆注意到閰氏撰《疏证》引用梅𬸦《尚书考异》内容极多，而多不明引。^[9]一说閰氏晚年对《疏证》多有所删节，可能是为了隐瞒大量引用《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的困扰。^[10]

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皆以为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实归功于阎若璩，汪中认为阎氏《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梁启超说阎若璩“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并认为自阎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参考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
閰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

脚注

^ 〈西河与潜邱论尚书疏证〉及〈送阎征君归淮安序〉二文皆载疏证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成书，阎氏时年五十八岁。疏证一书从阎氏二十岁始构思著笔，至其五十八岁方成，历时三十八年。
^ 孔颖达提到郑玄为《逸书》十六篇的《书序》作注，閰氏据此在《疏证》第三条记载：“十六篇者，即永嘉时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谟〉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宝〉八，〈汤诰〉九，〈咸有一德〉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其中《九共》分为九篇，以篇数计算则为二十四篇。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亦说：“孔氏《正义》谓……郑注《书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称十六篇，则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为十六篇。其说凿凿。”
^ 《疏证》卷一，第二条：“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又何况秘府所藏，区区简册耶？故《古文尚书》之亡，实亡于永嘉。”
^ 苏庆彬《阎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伪方法之研究》一文中罗列了：以史志书目证、以篇次之编排证、以篇数篇名证、以史例证、以古人撰书义例证、以古人行文之惯例证、以古人传注之义例证、以古人引书之义例证、以引援旧文失实证、以剽窃前人征引古书之遗文而缺漏证、以后人征引佚书之多寡证、以文字证、以文字之演进证、以音韵证、以文体证、以文辞证、以文理证、以句读证、以地名设置先后证、以地名流变证、以时代先后证、以时代思想证、以时代之风尚证、以律历证、以官制证、以礼制证、以汉人经学之师承家法证、以称谓证、以圣贤之言行证、以伪书者之心理证、以情理证、以史实证、以征引先圣时贤之说证、以穷源法证等三十四种例证。
^ 四库馆臣高度重视《尚书古文疏证》，认为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不过就是强词夺理，但亦“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 蒋善国以为“阎书初成四卷，毛奇龄作《冤辞》来驳它。阎氏见《冤辞》之后，又把《疏证》加以修改，又增加了四卷，共八卷，里面凡有目无书的各条，可能是见了《冤辞》，因证据不足删去的。”（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286。）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２７６页。
^ ^8.0 ^8.1 上海古籍出版社（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尚书古文疏证》出版说明。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２７２页。
^ 许华峰《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一文提到，惠栋《古文尚书考》所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抄本中的资料，有七十余条已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中，但见于梅𬸦的《尚书考异》当中，“除非惠栋引录了不实的材料，否则阎若璩必然看过《考异》这部书，……甚至曾经大量引用《考异》的内容”，这说明阎若璩曾暗袭梅𬸦的《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

[1] 〈西河与潜邱论尚书疏证〉及〈送阎征君归淮安序〉二文皆载疏证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成书，阎氏时年五十八岁。疏证一书从阎氏二十岁始构思著笔，至其五十八岁方成，历时三十八年。

[2] 孔颖达提到郑玄为《逸书》十六篇的《书序》作注，閰氏据此在《疏证》第三条记载：“十六篇者，即永嘉时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谟〉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宝〉八，〈汤诰〉九，〈咸有一德〉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其中《九共》分为九篇，以篇数计算则为二十四篇。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亦说：“孔氏《正义》谓……郑注《书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称十六篇，则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为十六篇。其说凿凿。”

[3] 《疏证》卷一，第二条：“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又何况秘府所藏，区区简册耶？故《古文尚书》之亡，实亡于永嘉。”

[4] 苏庆彬《阎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伪方法之研究》一文中罗列了：以史志书目证、以篇次之编排证、以篇数篇名证、以史例证、以古人撰书义例证、以古人行文之惯例证、以古人传注之义例证、以古人引书之义例证、以引援旧文失实证、以剽窃前人征引古书之遗文而缺漏证、以后人征引佚书之多寡证、以文字证、以文字之演进证、以音韵证、以文体证、以文辞证、以文理证、以句读证、以地名设置先后证、以地名流变证、以时代先后证、以时代思想证、以时代之风尚证、以律历证、以官制证、以礼制证、以汉人经学之师承家法证、以称谓证、以圣贤之言行证、以伪书者之心理证、以情理证、以史实证、以征引先圣时贤之说证、以穷源法证等三十四种例证。

[5] 四库馆臣高度重视《尚书古文疏证》，认为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不过就是强词夺理，但亦“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6] 蒋善国以为“阎书初成四卷，毛奇龄作《冤辞》来驳它。阎氏见《冤辞》之后，又把《疏证》加以修改，又增加了四卷，共八卷，里面凡有目无书的各条，可能是见了《冤辞》，因证据不足删去的。”（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286。）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２７６页。

[刻本-8] 8.0 ^8.1 上海古籍出版社（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尚书古文疏证》出版说明。

[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２７２页。

[10] 许华峰《论〈尚书古文疏证〉与〈古文尚书冤词〉〈尚书考异〉的关系》一文提到，惠栋《古文尚书考》所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抄本中的资料，有七十余条已不见于今本《尚书古文疏证》中，但见于梅𬸦的《尚书考异》当中，“除非惠栋引录了不实的材料，否则阎若璩必然看过《考异》这部书，……甚至曾经大量引用《考异》的内容”，这说明阎若璩曾暗袭梅𬸦的《尚书考异》而不加注明。（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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