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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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自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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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 wǎn xī zì zhì |
别称 | 宛西地方自治 |
成立 | 1930年 |
结束 | 1943年 |
首领 | 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 |
范围 | 今内乡、西峡、镇平、淅川、邓州 |
![]() 宛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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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自治(1930年-1943年),又称宛西地方自治,是指中华民国时期,在河南省南阳盆地西部的镇平、内乡(今内乡、西峡两县)、邓县(今邓州市)、淅川四县,由彭禹廷、宁洗古、别廷芳、陈重华等社会精英发起的一场区域自治运动。宛西自治是一场“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标,具有改良色彩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宛西自治的实质是精英统治,在自治期间,宛西地区由省政府委派的县吏被架空,中国国民党也难以在这里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1]
随着宛西自治的不断推进,宛西地区的社会治安开始好转,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2]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工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大力发展。自治成果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宛西自治一度在国内声名鹊起,连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省和桂系统治的广西省亦派人前去视察,有人称之为“中国地方自治楷模”。为了纪念宛西自治,内乡县建立了宛西地方自治馆。
背景
[编辑]进了城,死一笼;
满山跑,活到老。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间内战不断,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北洋政府自1920年11月开始就颁布了《地方行政会议组织规则》、《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实施细则》等地方自治条文,为地方自治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国国民党1927年夺权后,但其在宛西一带的势力有限,对宛西地区开展自治还未构成威胁。
方针政策
[编辑]在社会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杨集举行会议,成立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彭禹廷任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主任,别廷芳任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3],制定“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
十条公约:一,农工合一、二,统一指挥、三,抚恤划一 、四,弹粮自筹、五,整编保甲、六,清丈土地、七,普及教育、八,设保健所、九,采会议制、十,务实去虚
五不法则:一,不泥法纵匪、二,不偏听诬陷、三,不奔兢说情、四,不浪费公帑、五,不拂逆民情
方针形成
[编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
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1929年夏,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资助,在河南辉县百泉开办“河南村治学院”,与倡导“村治”的学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潜心研究改造社会的“治本之法”,从理论上来寻求一条根本变革中国社会、 使民众脱贫的方法。无论是“村治” “自治”还是“乡村建设”,“河南村治学院”的开办,开了风气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从河南村治学院返回家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潜心研究、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三自主义”,“三自主义”就成为日后宛西自治的理论基础。对于三自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彭禹廷曾这样讲:
“ |
……旧镇平常受土匪的蹂躏,新镇平永不受土匪的蹂躏; |
” |
三自主义内涵
[编辑]- 自卫,以自卫来安定社会秩序。宛西四县自治的最大威胁为土匪。地方自治,重在自卫,只有武装起来,才能维护地方治安,从而推进地方自治,自卫活动的承担者是传统的民间武装——民团。
- 自治,在自卫的任务完成后,开始实行自治,以自治来改革社会,来推倒“官治”。然后设立机关,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区自治办公室,实行直接民权——选举乡镇长、区长,训练地方自治干部,设立乡镇长练习班,合格训练班,教师培训班,振兴教育,增设学校,普查户口,清丈地亩,修筑道路,改良风俗。
- 自富,发展经济,根除穷乱,从经济上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自富的原则是“增加生产,减少浪费”,改良工商业,发展丝绸业,提倡农业副业,设立妇女草帽辫传习所,支持民族工业,提倡国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高利重苛。振兴农村经济,办理农村合作社。造林育苗,发展农业,救济贫困,调解纠纷,禁烟禁赌。
与国民党关系
[编辑]三自主义以地方自治学说以儒家为主体,并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此外,领导人彭禹廷也认为“三自主义”是三民主义和其地方自治学说的“缩小”和“延伸”。在当时,彭禹廷的自治活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宛西自治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强烈地不信任,并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扫除一切自治活动的障碍。
武装组织
[编辑]宛西自治的武装组织是民团,民团在近代起源很早,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民团遍布宛西各县,比如守望社、保卫团、家族寨、联营寨等等,这些民团还以地域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宗教的关系,相互之间有协议、义务,互相声援,互通声气。
1930年9月,彭禹廷发起了宛西四县民团联防会议。彭禹廷召集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的民团首领召开了个联防会议,建立了四县联防办事处,对民团进行统一的编制和序列,形成了一个通力合作、利害共享的区域性自卫同盟。然而这个旧式的民团武装,组织松懈、成员散漫、训练落后,加上封建家族式的结构等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自卫能力的发挥,也很难成为民众自愿拥戴和支持的武力。为此,彭禹廷对旧式民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改造。他按照瑞士义务兵役制的模式,对镇平,还有后来宛西各县的民团,依据“三自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改造的民团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被编入了民团,包括了常备民团、后备民团、保卫团。根据不同的年龄,编入到常备民团、后备民团和保卫团。把全县合格的壮丁分期调训,每期四个月,期满解散回家,受训期间为常备,期满回家后为后备,最大限度地把民力吸纳到地方自卫事业中,造成了一种“人人皆兵,庄庄皆营,土匪入境,寸步难行”的局面。在民团的功能上,实行军民合一政策。
经济政策
[编辑]金融体系和税费制度
[编辑]金融方面,发展经济需要金融支持,为了融资,再加上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相关条例,命令各地推行乡村自治。在金融政策方面,特别强调发展合作经济成立农民借贷所借此来发展农村金融。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四县均设立了独立的金融机构,印发流通纸币。1927年内乡县在西峡口(今西峡县)建立金融流通合作社,以贷款扶持农工商业。1931年淅川县建立了农民借贷所对商号和农民发放贷款,1936年又建立了地方信用社。1931年 ,镇平在县城和各主要集镇,建立农民借贷所,其款项系从各方面筹措,向农民贷款。宛西各县的金融机构相继以不同形式印发了地方金融券——“宛西自治”纸币,强制在宛西流通,拒绝使用者会受到重罚。[4]
税费制度,整理契税,确定商业税收制度。1929年,别廷芳在内乡县城设立契税管理局,并委派了局长,在全县9个区各设一名征收员,专门对从事买卖土地、房产者进行征税。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归地方,增加了地方财政来源。
土地政策
[编辑]早期,宛西地区田赋混乱,百姓负担不均,加之各区乡保甲长层层附加和从中渔利。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土地丈量,清理田赋,制定“稞石册”。从1929年起,集中训练了200个能写会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区选出土地陈报员,再进行训练。由经过训练的1000多人,对所有土地进行丈量,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写清亩数和银两稞石数,并规定出土地等级,以等级定稞石,经过丈量。不仅改变了田赋混乱、负担不均的现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
自治成果
[编辑]宛西自治期间,由于相关措施的强力推行,宛西各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工农业和教育业得到发展。
军事方面,1931年彭禹廷率民团,剿匪千余人,救出人质万余人,1939年,日军由湖北随州和枣阳分道攻击南阳的新野和唐河等县,时任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调集壮丁7000余人,配合国军的第二集团军,歼敌千余人,史称“新唐大捷”。一贯反对地方自治的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卫立煌于1940年11月初视察了宛西地区,在18日的省干训班开学典礼上,他对宛西的军队做出了如下评价:
“ | 本人经过内乡县境,沿途均有团队警械,服装武器整齐,精神饱满,一望而知为素有训练的团队。军队中的新兵,虽经半年训练,恐怕还赶不上他们的成绩。他们衣服由队员自备,有事时穿起来,无事时收藏保管。平时从事生产,农闲时训练,不仅减轻了地方负责,又能收到实际效力,这是各县应当效仿的。镇平、淅川情况一样,很好。 | ” |
教育方面,推行“三杆教育”即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使教育出来的学生既能够习武,又能够行文,又能够务农。各县学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县联合在内乡建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彭禹廷被公推为校长。学校占地50余亩,房屋近400间,聘请了罗卓如、王扶山、孙伏园等人前来任教,并经常请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的乡建家讲学,培养自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别廷芳积极为沦陷区学校提供校舍和经费,省内公私立学校后迁至内乡的达20于所,仅镇平一县,设立中学,师范和小学274座。
工农方面,开办工厂,促进农副业,达到自给自足,不用外货的地步,尤其在内乡县境内,“绿树成荫,道路平坦,电线交错”,在宛西境内治河改地,进行大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1932年夏,中原大战过去一年多,《大公报》记者从豫中前往豫西南采访,豫中沿途村庄,尽断壁残垣,特别是叶县迄保安驿一带的情况最为严重。田地全部荒芜,房屋百分之九十九都被毁。但宛西镇平境内的景象与豫中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记者却这样描述:
“ | 公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菜市、肉市、鸡蛋市、粮市均有一定地址,秩序井然”。 | ” |
宛西自治的结束
[编辑]宛西自治最终触犯了当地地主的利益,也影响了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领袖彭禹廷被土豪收买的侍卫杀害,自治事业受到严重的冲击,1940年2月,别廷芳到洛阳开会,回到县里呕血而亡,内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的高层送来了挽联,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无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至20世纪40年代初,宛西自治结束。
外部链接
[编辑]参考书籍
[编辑]- 《宛西自治》48册档案资料,收藏于南阳市档案馆
参考资料
[编辑]- ^ 徐有礼. 宛西自治:一场夭折的区域现代化实验. 《史学月刊》. 2002年, (10期). ISSN 0583-0214.
- ^ 《宛西御倭鸿忆录》一书朱玖莹的序言:“初到南阳,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深池,亦一日数惊 ,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入境出乡商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入,则奸宄无所混迹;继而治河改地,课农动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富教皆兴。余以为善, 邀其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先生遂抽调团队全力进剿,宛东匪患亦先后肃清,社会秩序以此始安”。
- ^ 南阳地区志. [2024-06-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22).
- ^ 刘绍明. 「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中国钱币》. 2007年, (02期). ISSN 1001-8638.
宛西自治四首领 |
彭禹廷 · 别廷芳 · 宁洗古 · 陈重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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