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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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巨里(韩语:책거리)是兴盛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朝鲜绘画风格,该风格以书籍为主题,生动描绘文人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具和生活用品。通常这些作品被装饰在书房的屏风上[1]。
其中,该派系在韩文的直译是“书和物”。 这种绘画风格也被称为书架图、册架图(책가도)[2]或文房图(문방도)等[3],由于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描绘书架,所以这些称谓并不完全等同[4]。
历史
[编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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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开始累积大量有关世界各种事物的广泛知识。其中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对古代文物的浓厚兴趣。从15世纪中期开始,当地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开始创造珍奇屋用以展示收集的各种物品。同时线性透视法的发明也使西洋绘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实性。也在西方出现一种用来展示自己的收藏品的方式,即所谓的视觉陷阱文化。
珍奇屋日后传播至清朝。当时的中国自汉朝以来已经存在收藏品文化,且自16世纪时出现大量有关物品收藏的文献,与欧洲不同,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展示架以炫耀收藏品的文化。[5]然而紫禁城乾清宫则建立一个被称为“多宝格”的大型展示架用于展示古董[6]。通常多宝阁没有的房间会悬挂多宝格景图。然而该画作的实例长期没有被确认,但在1998年曾广泛介绍一幅被认为是由郎世宁绘制的作品,与“册巨里”存在相似性[7]。同时期的中国绘画也受到多宝格景图的影响,如蔚州真武庙壁画,这些画作也可能直接影响册巨里的发展。
朝鲜高官赵宗铉在1750年至1766年之间所著的《题小屏》(제소팽)曾记载着朝鲜引进绘画的早期情况,赵宗铉在书中曾提及,他从北京市场上买了一幅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西洋画作,即背景为多宝格的文士喝茶的绘画,他将其用作屏风使用[5][8][9] 这些被介绍的绘画都包括人物描绘的特征,尽管应区别于册巨里,但这一文献表明类似册巨里的绘画在当时已在朝鲜文人中有所认知。[5]
推行
[编辑]朝鲜最早推动绘制册巨里的人被认为是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正祖于1784年设立了一项皇家画师选拔考试,名为“差备待令画员制”,其中包括了“册架”这一科目,这是与“册巨里”相关的最早记载之一。 此外在1788年,由于两位画师绘制与正祖要求的册架图不符的作品,他们最终遭到流放[7]。
朝鲜学者吴载纯在1791年(正祖15年)的《日得录》中描述了正祖向臣下展示的册架图。他写道:“古代,程子曾说即使无法阅读书本,只需进入书房接触书籍,心情就会变得愉快。我透过这幅画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这幅画中包含了我一直喜欢的经史子集,尤其是庄子。尽管现代人喜欢追求未来的虚伪文化[注 1],但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情况呢?画这幅画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虽然正祖的册架图并没有留存下来,但根据这些记录和正祖对当时夸耀外来古董的风俗的厌恶,可以推断这幅画可能只是简单的书籍图。[注 2]在传统上,朝鲜将日月五峰图用于摆放在王座后面的画作。卢载玉认为正祖之所以采用册架图种新绘画风格,是为了确立自己作为儒学家的形象,并强调自己在文治政治中的权威性[1]。
当时的朝鲜处于党派政治时代,儒学教义的解释与朋党权力争夺紧密相关。因此当时的朝鲜权贵需要精通儒学。在这种情况下,正祖自称为“君师”并拥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在文献解释中反驳臣下的观点。正祖的热爱阅读与维护王权的合法性是一种手段,而这种对书籍的热情正是卷架图诞生的原因[9]。此外,根据1791年的记录,册架图的写实性曾令臣下感到惊讶。虽然册巨里早在这一记录之前就已存在,但这个时代引入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如明暗对照法和透视法等。根据李奎象的《一梦稿》,册架图是由朝鲜的图画署模仿了西方的四面尺量画法而绘制的。 当时贵人之中,无不挂在墙上[7]。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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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统治阶层是由世袭两班构成,他们受到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对商业持怀疑态度。 然而,技术官僚,即中人却对商业持开放态度。中国人积极参与了对朝鲜的朝贡贸易,从中积累了财富,并将各种文物引入朝鲜。在《济川箚记》中则反映了当时朝鲜新兴的消费文化。画作中不仅包括书籍、纸、墨、笔、砚等文房用品,还有青铜器、瓷器、花卉、石头、水果以及来自海外的进口物品,如钟表、眼镜和扇子等。[5]
刘在建的《里乡见闻录》中记载了擅长绘制文房图的名手李润民及其儿子李享绿,两人同样擅长这种绘画。李享绿的作品在当时的朝鲜绘画中相当罕见,因为一些带有作品名字的样本得以保存,这对了解当时的朝鲜绘画风格非常重要。《里乡见闻录》中将这些画作称为“文房图”,而不再是“书架图”,这暗示著朝鲜绘画的主题逐渐从书籍为中心的图像转向描绘文人生活中各种文房用品的图像。此外,早期的书架图主要是用于装饰墙壁,但在这一时期,它们更多地被制作成了屏风。[7]
随后,书架图不再只限于文人阶层,而开始影响一般民众。 图像的主题也从文人喜好的东西逐渐转向吉祥之物,如象征西瓜、花鸟、鱼蟹、牡丹等,甚至包括庐民生活中更常见的物品。为了适应更多的主题,先前在书架图中非常显著的书架结构逐渐不再出现[1],19世纪,书架图开始在工坊中大量生产,并依照特定模板为顾客绘制不同的主题。[5]
到了20世纪,书架图的制作逐渐停止[10]。 后来,随着对朝鲜民画的研究兴起,书架图开始受到重视,其独特性和现代性得到了认可。尽管与传统绘画相比,书架图的静态水墨画风格被视为与众不同,同时强调了人民的特色[10]。
参考文献
[编辑]- 注释
- 来源
- ^ 1.0 1.1 1.2 1.3 卢载玉. 朝鮮王朝時代の絵画「チェッコリ」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立命馆产业社会论集. 2019, 55 (1): 29-43. doi:10.34382/00003792.
- ^ Service (KOCIS), Korea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People of Joseon paint their desire for learning : Korea.net :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ww.korea.net. [2023-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12) (英语).
- ^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官网. 朝鮮時代約1800-1900 冊架圖. south.npm.gov.tw. [2023-10-12] (中文(台湾)).
- ^ 东焕, 林. 朝鮮時代宮廷チェッコリ絵と民画チェッコリ絵の造形的比較. 艺术工业会志. 2023, 86 [2023-10-12]. doi:10.24520/designresearch.86.0_4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6-23).
- ^ 5.0 5.1 5.2 5.3 5.4 Kim, Sunglim. Still Life in Motion. Ars Orientalis. 2021, 51. ISSN 2328-1286. doi:10.3998/ars.13441566.0051.003.
- ^ 国立故宫博物院. 多寶格的收、納、藏.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22-04-02 [2023-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09).
- ^ 7.0 7.1 7.2 7.3 卢载玉・梁贞模. 朝鮮時代後期の冊架図の成立と正祖の絵画観(その一). 立命馆产业社会论集. 2021, 57 (3): 63-82. doi:10.34382/00015965.
- ^ 강관식. 영조대 후반 책가도(冊架圖) 수용의 세 가지 풍경. 미술사와 시각문화. 2018, 22: 38-91.
- ^ 9.0 9.1 卢载玉・梁贞模. 朝鮮時代後期の冊架図の成立と正祖の絵画観(その二). 立命馆产业社会论集. 2022, 58 (1): 105-121.
- ^ 10.0 10.1 林东焕・伊原久裕. 朝鮮後期民画チェッコリ絵に関する韓国の研究動向. 芸术工学会志. 2020, 81: 22–23 [2023-10-12]. doi:10.24520/designresearch.81.0_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6-23).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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