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式正义
| 犯罪学与刑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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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式正义，或称恢复性司法等（英语：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种伸张正义的方法，其中对犯罪的反应之一是组织受害者和罪犯之间的会面，有时还会与更广泛的社群的代表人士会面。目标是让他们分享他们对发生的事情的经验，讨论谁受到了犯罪的伤害以及如何受到伤害，并就犯罪者可以做些什么来修复犯罪造成的伤害达成共识。这可能包括犯罪者向受害者支付的款项、道歉和其他补偿，以及其他补偿受影响者并防止犯罪者造成未来伤害的行动。
该方法计划旨在促使犯罪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解他们造成的伤害，让他们有机会自我救赎，并阻止他们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对于受害者来说，其目标是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1]并减少焦虑和无力感。[2] 恢复性司法建立在传统司法方法的替代理论之上，传统司法方法通常侧重于应报理论。恢复性司法程序可以补充传统方法；有人认为，从一些关于惩罚是什么的立场的角度来看，一些恢复性司法案件构成了惩罚。[3]
恢复性司法的学术评估是积极的。许多研究表明，它可以降低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2007 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与传统的司法执行方法相比，它的受害者满意度和罪犯问责率更高。[4]自 1990 年代以来，它的使用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长。[5] 恢复性司法激发了恢复性实践（英语：Restorative practices）的广泛研究，并是其一部分。
虽然让受害者原谅加害者未必是修复式司法的目的，但有说指出，修复式司法本身和宽恕息息相关[6][7]。
起源
[编辑]大约自1970年代中叶开始，一些司法人员和被害者团体开始注意到被害人于传统的刑事诉讼中不被重视的境况，只是个被传唤来作证的证人。为了促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伤痛被国家重视，为了让犯人认识他造成怎样的伤害，给犯人道歉或弥补的机会，所以在加拿大、新西兰等地开始仿效当地原住民的风俗，试行修复式正义。
第一个个案1974年出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是两名少年犯的案件。一位与当地原住民熟络的少年观护人觉得印地安人的习俗值得效法，于是他请求法官在判决之前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调解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让被害人有机会向被告陈述他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希望对案件怎样处理。出乎意料的是，被害人们大多表示希望由这两位少年做出弥补，而不要判刑关他们。被告因此有机会在了解自己造成的损害之后对被害人道歉，并执行双方同意的弥补方案。这个试验性的做法，很快变成加拿大的“被害人－犯人－调解计划”（英语：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s (VORPs)；德语：Opfer-Täter-Ausgleich (OTA)）[8]
新西兰1989年通过的“儿童、年青人及家庭法案”（英语：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ct），则是第一个将修复式正义立法的国家。这是有别于将重点置于犯人身上的应报理论和预防理论，开始重视被害人的刑事司法新模式。[9]
澳洲的犯罪学家约翰·布莱特怀特是当世提倡修复性司法的代表人物。
实务问题
[编辑]执行修复式正义时必须避免强迫或诱骗被害者以廉价条件原谅加害者，也要避免加害者假装改过，经常低估犯罪赔偿金、追讨不够主动彻底的法律系统，是没有资格执行修复式正义的；尤其在性侵杀人虐待等无法或难以回复的犯罪[注 1]；不仅如此，有时候见到罪犯受到处罚本身，可能对受害者或其家属有帮助，像例如对死刑杀人案件的受害者家属的研究显示，尽管判处杀人凶手死刑不能慰藉所有的受害者家属，但确实有相当比例的受害者家属在见到杀人凶手被判处执行死刑后感到慰藉。[注 2][10]
因此对于一些案件，修复式正义更要谨慎使用、禁用更好，尤其是必须正视被害者与家属的受害严重性、以及足额赔偿的必要性，否则修复式正义会成为对受害者的嘲讽、重罪轻判的借口、对犯罪的鼓励及吃案的同义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编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积极赔偿减轻刑罚分为两种：
- 刑事和解：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针对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中侵犯财产权、人身权、民主权利的行为；
- 被害人谅解：在部分过失犯罪和严重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方对加害人出具刑事谅解书，作为量刑情节供法院参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被害人谅解属于酌定量刑情节）
两者均需要被害人一方出具刑事谅解书[11]。
参见
[编辑]注解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 Rebecca Webber, "A New Kind of Criminal Justic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arade, October 25, 2009, p. 6. Retrieved 8 July 2019
- ^ Lawrence W Sherman & Heather Strang.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Evidence (PD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7 [2021-12-1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0-12-13）.
- ^ Gade, Christian B. N. Is restorative justice punishment?.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2021, 38 (3): 127–155 [2021-12-19]. S2CID 230548330. doi:10.1002/crq.212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07）.
- ^ Lawrence W Sherman & Heather Strang. Restorative Justice: The Evidence (PD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7 [2021-12-1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0-12-13）.
- ^ Joanna Shapland. Implications of growth: Challenge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December 2013, 20: 111–127. S2CID 145088610. doi:10.1177/0269758013510808.
- ^ Armstrong, Jac. Restorative Justice as a Pathway for Forgiveness: How Could Forgiveness Operate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 Journey through Forgiveness. 2010: 179–190 [2023-03-11]. doi:10.1163/9781848880481_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12）.
- ^ Everette L. Worthington, Jr. The Handbook of Forgiveness. Routledge. 2005: 491–502 [2021-05-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7）.
- ^ Andrews, Donald Authur; Bonta, James. An Alternative to Retribution: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hapter 13 - Getting Mean, Getting Even, Getting Justice: Punishment and a Search for Alternatives.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5. Amsterdam, Boston et al.: Anderson Publishing, Lexis Nexis. 2010. ISBN 978-1-4224-6329-1 （英语）.
- ^ 金毓祯. 你想像不到的司法改革：紐西蘭的修復式正義. PNN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2012-11-01 [2013-08-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3-13） （中文（台湾））.
- ^ Corey Burton; Richard Tewksbury. How Families of Murder Victims Feel Following the Execution of Their Loved One’s Murderer: A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paper Reports of Executions from 2006-2011 (PDF). Journal of Qualitative Criminal Justice and Criminology. 2013-04, 1 (1): 53–77 [2021-03-0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0-09-19）.
- ^ 刑事和解并非“花钱买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www.spp.gov.cn. [2023-05-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5-30）.
参考资料与外部链接
[编辑]- 《修复式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许春金，载于《刑事法学之理想与探索》台北：学林出版公司。民国92年出版
- 《修复式正义的实践理念与途径：参与式刑事司法》，许春金著。犯罪与刑事司法研究，1期。台北：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民国9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