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
| 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 Syafruddin Prawiranegara 法学硕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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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紧急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8年12月19日—1949年7月13日 | |
| 前任 | 苏加诺（总统） |
| 继任 | 苏加诺（总统） |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长 | |
| 任期 1946年10月2日—1947年6月26日 | |
| 总统 | 苏加诺 |
| 前任 | 苏拉赫曼·佐克罗阿迪苏尔约 |
| 继任 | 亚历山大·安德烈斯·马拉米斯 |
| 任期 1950年9月6日—1951年4月27日 | |
| 总统 | 苏加诺 |
| 前任 | 卢克曼·哈金 |
| 继任 | 优素福·维比索诺 |
| 第4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部长 | |
| 任期 1948年1月29日—1949年8月4日 | |
| 总统 | 苏加诺 |
| 前任 | 阿德南·卡保·加尼 |
| 继任 | 依纳爵·约瑟夫·卡西莫·亨德罗瓦希奥诺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11年2月28日 荷属东印度西爪哇省万丹府西冷县安雅基突尔 |
| 逝世 | 1989年2月15日（77岁） 印尼雅加达 |
| 政党 | 马斯友美党 |
| 配偶 | 东古·哈莉玛·谢哈布丁·普拉维拉内加拉 |
| 宗教信仰 | 伊斯兰教 |
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a]（印尼语：Sjafruddin Prawiranegara，或拼作Syafruddin Prawiranegara；1911年2月28日—1989年2月15日），已故印度尼西亚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宗教思想家，拥有万丹族和米南加保族的血统，穆斯林，历任中央国民委员会委员（即后来的国会议员）、财政部长、经济部长等公职，并于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等革命领袖被荷兰人拘禁期间担任印尼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他在1958年参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对抗印尼当局，事败后没有再担任过内阁职务，却没有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还曾经在1980年代初抗议苏哈托政府的所作所为。
生平
[编辑]早年生涯
[编辑]沙弗鲁丁在1911年2月28日生于荷属东印度西爪哇省万丹府西冷县安雅基突尔（今属万丹省），父亲是万丹族人，母亲拥有万丹族和米南加保族的血统。1931年从普通中学毕业以后，他本来想前往荷兰莱顿升学，不过由于家人负担不起到荷兰升学的学费，所以他在1931年改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升学，并于1939年9月考获法学硕士学位。[1]
1939年至1940年期间，他曾在民族主义政治家苏塔佐·卡托哈迪库苏莫有份资助的期刊《东方之星》担任编辑。相比起杂志社的立场，沙弗鲁丁的民族主义情绪要强烈的多——他只愿意在1940年加入荷兰殖民政府的财政署，而不愿意加入城市卫队（Stadwacht）。日军占领东印度群岛之后，沙弗鲁丁继续在财政署担任税务督察。[2]
从政生涯
[编辑]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后，沙弗鲁丁在8月24日就任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后来的国会议员），并于一年后加入马斯友美党，负责出版党刊《我们的政治和革命》。他的政治观念揉合了宗教色彩和社会主义，所以苏丹·夏赫里尔在1946年3月12日组织第二次内阁的时候，安排他出任财政部初级部长，直至1947年6月27日任满为止。随后夏赫里尔在同年10月2日委任沙弗鲁丁担任财政部长，至1947年6月27日卸任。他也在1948年1月至1949年12月穆罕默德·哈达担任总理期间担任同一个职务。[3]
抵抗荷兰人的斗争只是局限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而且爪哇岛的革命军连声报捷，不过对革命领袖来说，爪哇岛的形势也在同时变得越来越凶险。为了防患未然，哈达授权身在苏门答腊岛中部的革命领袖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地重建印尼共和国的政府机关，以免荷军占领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造成管治真空。由于哈达需要返回爪哇，参加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谈判，所以他安排沙弗鲁丁担任候任总理。荷军拘禁苏加诺、哈达等人之后，沙弗鲁丁在西苏门答腊省就任紧急政府主席，并利用电台广播和爪哇岛仅余的民族主义者联络，组织抵抗荷兰人的斗争。他在这个岗位上成功维持印尼共和国的抵抗力，直至荷兰人释放苏加诺、哈达为止。[3]
印尼完全脱离荷兰统治之后，沙弗鲁丁继续在穆罕默德·纳席尔的内阁担任财政部长，直至1951年3月20日为止。随后政府委任他担任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至1958年免职为止。[4]
参加叛乱
[编辑]沙弗鲁丁在1957年开始跟苏加诺总统发生冲突，原因是他既反对苏加诺把荷兰资本收归国有的决定[5]，也反对苏加诺推行有领导的民主体制[4]。同时传媒指控沙弗鲁丁涉嫌参与同年9月底苏加诺被马斯友美党青年团成员暗杀未遂的事件，结果他和其他马斯友美党领袖在电话恐吓和民兵组织的威胁下，以人身安全为由离开雅加达，并于1958年1月抵达苏门答腊岛[6][7]。在前往苏门答腊的途中，他们和异见军官讨论后发表声明，称朱安达·卡塔维查亚领导的内阁为非法政府，并要求组成一个由哈达和日惹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领导的内阁[8]。沙弗鲁丁又前往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和三佛齐第二军区司令巴里安（R. Barlian）进行磋商，对方拒绝加入之后的叛变。沙弗鲁丁还给苏加诺写了两封公开信，其中一封信形容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是“法西斯”体制，并呼吁对方恢复《1945年宪法》[4]，另一封信则表示“自己不愿意坐以待毙”，并承认自己离开了雅加达[9]。苏加诺在2月1日免去他的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职务[10]。
沙弗鲁丁本来希望说服军官保持克制，不希望制造内战[11]，而当艾哈迈德·侯赛因中校于1958年2月15日在西苏门答腊省巴东市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成立时，沙弗鲁丁仅出任总理兼财政部长[12][13]，但未在革命政府成立宣言上签字，以表明成立革命政府并不是他的主意[14]。朱安达内阁随即下令追捕沙弗鲁丁等参与叛变的文人领袖，又在一个星期后对西苏门答腊省的城市发动空袭[13]。国民军用了三个月就攻陷了巴东和邻近的革命政府首都武吉丁宜[15]，在军事上击败革命政府，革命政府的部队只能退守丛林进行低强度的游击战，革命政府本身也得不到民众支持[16]。这时沙弗鲁丁仍然不愿意和雅加达政府妥协，并于1960年2月与党友和叛军领袖在巴萨曼县朋佐尔镇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17][18]，但收效不大，政府也继续攻占革命政府的据点，并攻下沙弗鲁丁身处的科托丁宜村（Koto Tinggi），迫使沙弗鲁丁逃亡。结果他在1961年8月17日到电台呼吁追随者“停止敌对行动”，并于8月25日向国民军投降，叛乱也在同年9月结束。由于印尼政府已经在1961年颁令特赦沙弗鲁丁，所以他起初没有被囚禁。后来他在1962年3月被捕，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成为囚犯[19]，直至1966年7月26日才重获自由[20][21]。
晚年生涯
[编辑]出狱后，沙弗鲁丁偏好以宗教表现自我，在讲道的时候，他会批评苏哈托治下的贪污现象。他在1980年领导五十人请愿书运动，并于1983年7月致信苏哈托，反对政府制定法案，要求所有政团必须把建国五项原则列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他特别反对政府要求宗教政党服从建国五项原则的作法[22]。于是苏哈托禁止沙弗鲁丁离开印尼，除非他要到外国接受治疗[23]。沙弗鲁丁在1989年2月15日心脏病发逝世[1]。
个人生活
[编辑]他在1941年1月31日迎娶米南加保地区帕迦鲁荣（Pagaruyung）王室的后人、万隆市布阿巴度镇镇长的女儿东古·哈莉玛（Tengku Halimah，东古的意思是王女）为妻[1]。
备注
[编辑]脚注
[编辑]- ^ 1.0 1.1 1.2 Kahin 1989，第101页.
- ^ Kahin 1989，第101–102页.
- ^ 3.0 3.1 Kahin 1989，第102页.
- ^ 4.0 4.1 4.2 Kahin 1989，第103页.
- ^ Lindblad 2008，第186页.
- ^ Kahin 1999，第204–205页.
- ^ Madinier 2015，第370页.
- ^ Madinier 2015，第251页.
- ^ Madinier 2015，第249–250页.
- ^ Setkab 1958, Keputusan Presiden Nomor.
- ^ Rifai-Hasan 2012，第137–138页.
- ^ Madinier 2015，第252页.
- ^ 13.0 13.1 Kahin 1999，第211页.
- ^ Madinier 2015，第253页.
- ^ Kahin 1999，第217–218页.
- ^ Madinier 2015，第254–258页.
- ^ Kahin 1999，第222–224页.
- ^ Madinier 2015，第259–260页.
- ^ Republika 2019, Orde Lama.
- ^ Kahin 1999，第225–226页.
- ^ Kahin 1989，第104页.
- ^ Bourchier & Hadiz 2003，第144页.
- ^ Kahin 1989，第105页.
参考资料
[编辑]- Bourchier, David; Hadiz, Vedi R. Indone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018-11-10]. ISBN 978-0-415-2375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4）.
- Kahin, George McT. In Memoriam: Sjafruddin Prawiranegara (1911–1989). Indonesi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October 1989, 48: 101–106. ISSN 0019-7289.
- Kahin, Audrey. Rebellion to Integration: West Sumatra and the Indonesian Polity, 1926–1998.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23-10-15]. ISBN 978-90-5356-395-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8-16） （英语）.
- Keputusan Presiden Nomor 145 Tahun 1958 Tentang Pemberhentian tidak dengan hormat Mr. Sjafruddin Prawiranegara; dan Pengangkatan Mr. Lukman Hakim sebagai Gubernur Bank Indonesia.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Sekretariat Kabinet Republik Indonesia. 1958-07-30 [2022-02-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10） （印度尼西亚语）.
- Lindblad, J. Th. Bridges to New Business: The Economic Decolonization of Indonesia. Brill. 2008 [2023-10-15]. ISBN 978-90-04-25397-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20） （英语）.
- Madinier, Remy. Islam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The Masyumi Party between Democracy and Integralism. NUS Press. 2015 [2023-10-15]. ISBN 978-9971698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20） （英语）.
- Orde Lama, Syahrir, Natsir, Hamka: Penjara Tanpa Proses Hukum. Republika. 2019-01-19 [14 November 2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4） （印度尼西亚语）.
- Rifai-Hasan, Pipip-Achmad. Islam,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Sjafruddin Prawiranegara (哲学博士论文). Concordia University. 2012-09-15 [2023-1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0-02） （英语）.
- Thie, Kian Wie. Recollections: The Indonesian Economy, 1950s–1990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2018-11-10]. ISBN 978-981-230-174-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4）.
延伸阅读
[编辑]- Rosidi, Ajip. Mengenang Hidup Orang Lain: Sejumlah Obituari.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10 [2018-11-10]. ISBN 978-979-9102-2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15） （印度尼西亚语）.
- Soesastro, Hadi. 1966–1982 : Paruh Pertama Ekonomi Orde Baru. Pemikiran dan Permasalahan Ekonomi di Indonesia dalam Setengah Abad Terakhir 3. Jakarta: Kanisius. 2005. ISBN 978-979-21-1196-5 （印度尼西亚语）.[失效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