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塞尔维亚关系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中华民国—塞尔维亚关系。

  关于其他“中”字国家与“塞”字国家的外交关系，详见中塞关系 (消歧义)。

中国—塞尔维亚关系

中国	塞尔维亚
代表机构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
代表
大使 李明	大使 玛娅·斯特法诺维奇

中国—塞尔维亚关系（塞尔维亚语：Односи Србије и Кине，罗马化：Odnosi Srbije i Kine）是指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目前中国在贝尔格莱德拥有大使馆，并在普里什蒂纳设有一办公室。而塞尔维亚在北京拥有大使馆，并在上海设有一总领事馆。

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的主要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纵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两国的双边关系比较动荡。南斯拉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即予以承认，但由于苏南交恶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苏联一边，两国关系因而十分紧张，南斯拉夫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苏南关系初步缓和后，南斯拉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5年1月2日正式建交，但关系依然十分冷淡，1958年因南斯拉夫抵制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首一事再次交恶，持续到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后才重新恢复联系。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称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中国的关系，期间发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组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后又因黑山独立解体，塞尔维亚继承对外关系至今。

历史

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使中共的对外政策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自1947年冷战开始以来，中共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受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随着苏南两国矛盾和分歧的公开化，导致夹在两国之间的中共地位渐趋重要，一度成为苏南双方争取的对象。1955年到1958年苏南两国关系短暂缓和，促成了中南两国正式建交。然而随着1948年和1958年苏南分歧的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倒向苏联，使中南关系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南两国关系的中断和恶化。从1948年至1977年，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执行延续自苏联的反南政策，而同时期的南斯拉夫方面也一直执行反华政策，且在两国关系和解后仍不时出现针对中国的外交举动。

早期接触

1945年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与南斯拉夫代表交流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并通过英国共产党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转交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报告。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提出要一并借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建立今后的政体。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可以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1948年初，在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南共中央宣传部长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进行了交流，向章汉夫提出是否有办法前往中共解放区。以上举动表明中共领导层曾经试图与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二战后新出现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以争取更为广泛的支持和援助。

中南交恶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得知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出现争论后，随即派出代表经布拉格到贝尔格莱德会见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和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了解双方争论的问题和实质。南共方面给出了相关问题的答复，并表示希望中共方面可以起到调解作用，但被中共代表拒绝。1948年6月，南斯拉夫正式与苏联决裂。经过对南斯拉夫方面给出的一系列答复的研究，中共已决意倾向于苏联一方。此时亦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白热化阶段，苏联加大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力度，并派遣大量专家指导中共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最终使中共正式作出完全倒向苏联的决定，在苏南论战中公开指责南斯拉夫。中南两党关系就此走向破裂。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在苏南冲突中支持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谴责南共“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声称南共“陷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且指责铁托的表现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决议公布之后，立即要求各地党委大力贯彻学习1948年6月由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11月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总理铁托随即指责中共“奉莫斯科的旨意”对南斯拉夫酝酿挑衅行动。中共由此开始根据苏联的定论将南斯拉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南修”。南斯拉夫则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中国教条主义者”。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转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服从并随时准备坚决执行苏共的一切决定”的态度，声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苏联一边”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批评南斯拉夫铁托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指责南斯拉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干扰”，且指出铁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张国焘一样，是阴谋家，叛徒和变节者”。

1949年7月希腊内战末期，铁托突然宣布封锁南希边境，对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民主军进行堵截，同时又允许保皇派的希腊国民军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民主军。铁托一方面高调宣称坚决支持希腊共产党“抗战到底”，而另一方面却采取了出卖希腊共产党的举动，还大作所谓苏联阻止南斯拉夫援助希腊共产党的文章，指责因此拒绝与其在希腊问题上进行任何合作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国“破坏团结”。中国共产党为此发表评论，认为南斯拉夫要求在希腊问题上采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行动”的主张听起来虽然冠冕堂皇，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关于在希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是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计划密不可分的，因为铁托集团一再重申他们致力于1948年出台的“叛卖道路”，即致力于反革命路线。中共方面指出，南斯拉夫方面提出的“联合行动”的本质，就是要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党服从南斯拉夫自己作为“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这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成为南斯拉夫与美帝国主义推行帝修合作主宰希腊人民及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命运的工具，他们目前公开扼杀希腊人民革命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口中的“团结”是同美帝国主义团结来埋葬革命。因此同他们团结，就是帮助这伙叛徒掩盖他们背叛社会主义道路、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中共同时指出，由于希腊共产党内一些人（指逼迫瓦菲阿迪斯出走苏联的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坚持斗争的意志出现动摇，表现出了“既怕帝、又怕修”的倾向。这些人明确表示赞成所谓的“联合行动”，不同意苏联对南斯拉夫援助动机的解释，对苏联为首的各兄弟国家给出的警惕修正主义阴谋的善意劝告置若罔闻。他们声称：“我们认为苏联提出的所谓南斯拉夫正在出卖我党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因为我们与南斯拉夫之间关系的依据是单纯的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正是由于希腊共产党内有这些人的存在，才给了铁托集团以可乘之机。中共方面还为此向希腊共产党方面发出劝诫：“希腊同志们将南斯拉夫的援助与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的援助相提并论，这是对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侮辱。我们希望希腊同志能够尽快认清现实——南斯拉夫的援助是不真诚的。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苏联；二是进一步控制希腊，改善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苏联制造麻烦，也可能给你们制造麻烦。他们就是要在希腊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中投下阴影，以此进一步分裂各国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可见南斯拉夫对你们所谓的帮助还是没有的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国后，南斯拉夫方面于10月5日发出电文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全面倒向苏联而拒绝与之建交。当年年底，《人民日报》在12月1日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塔斯社11月29日播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通过的谴责南斯拉夫铁托当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等三个决议的新闻， 并于12月4日全文发表了这三个决议，刊出以《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为题的时评。文章指出：“我们热烈拥护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坚决反对铁托集团。我们号召一切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以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己任，反对一切背叛马列主义的反动罪行，坚决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

1950年10月，南斯拉夫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派出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是“服务于苏联教条主义的霸权利益”，攻击中国“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政”，同时斥责中国积极执行苏联的“反南政策”，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禁运。

1952年中国国内开展大肃托运动，南斯拉夫被当作托派典型加以批判。中共中央的相关批示指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则曾经表现为陈独秀主义，即“托陈取消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共中央“企图把自己的托洛茨基式政策强加给相邻的较为弱小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将阿尔巴尼亚的亲南派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托称为南斯拉夫当局安插在阿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中共方面以南共党纲第三章末尾的内容为依据，指出南斯拉夫以反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的名义公然对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该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集中表现。

1954年越南人民军在中国驻越军事顾问团的指挥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南斯拉夫称奠边府大捷为“不善意的姿态”，指责中国“秉承苏联的旨意”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来使用。

195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会见铁托后，表示同意中国方面与南斯拉夫方面建立外交关系。铁托最初表示南斯拉夫不打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关系，但为向刚刚关系有所缓和的苏联示好，最终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大使。两国于当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南斯拉夫暂停了在国际场合下攻击中共的立场。

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铁托公开支持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并在苏联出兵匈牙利后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铁托认为匈牙利革命是“进步分子”的反抗，提出了是“南斯拉夫模式”得胜，还是“苏联模式”得胜的问题。此举遭到积极支持苏联出兵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之后铁托为维持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刚刚缓和下来的关系，又改口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实属必须”，但仍然强调：“我们反对使用外国军队进行干涉，苏军的干涉仍然是一种错误。”

1957年11月7日，南斯拉夫方面故意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拒绝在当年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上签字。1958年4月，南共七大上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否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观点。赫鲁晓夫对此极为恼火，指示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进行批判。5月5日，《人民日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之名，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该社论继续肯定了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把铁托称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随着苏南两国再次爆发冲突并不断升级，中南两国互相撤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只留临时代办处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在往后的各种国际场合下，中国代表往往与苏联代表同时退席抗议南斯拉夫方面发表的反苏言论。南斯拉夫由此开始重新奉行全面反华政策，中南两党亦在意识形态方面公开论战。

针对中共的批判，1958年6月15日，铁托在伊斯特拉半岛拉宾发表的演讲中指责中共领导人是“新战争贩子”，声称：“中国领导人再次服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发表反南言论，就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铁托在演讲中不仅对中共进行点名攻击，而且指明攻击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并表示：“各国党内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们为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统治，不仅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到本国人民的头上，还强加到别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党内出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中共方面则对铁托的说法予以驳斥，声称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所谓“苏联压迫南斯拉夫、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说法实属“贼喊捉贼”，因为南斯拉夫曾试图吞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所谓“大巴尔干联邦”，在巴尔干半岛实行压迫弱小邻国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为此曾不惜在希腊内战中出卖希腊共产党，并在匈牙利革命中支持纳吉，直接插手干预了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且谴责铁托“用一系列恶毒的头衔”妄议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同年5月，美国空军一架U-2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铁托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制造了大规模纠纷”，此举遭到支持苏联立场的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同年7月，刚果危机爆发，南斯拉夫公开与苏联支持的卢蒙巴政府对立，并派出一批空军人员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特遣部队推翻卢蒙巴政权的行动，遭到中共方面的公开谴责。同年11月，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于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会议声明中明确谴责南斯拉夫政府的内外政策。

1962年7－8月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南斯拉夫：“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同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南斯拉夫站在印度一边公开指责中共。铁托声称，“中印两国的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却企图用武力修改与印度的边界，这是对印度的侵略”。对于中印两国问题中的西藏因素，铁托表示：“尼赫鲁总理作为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人士，是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团结的对象。我们坚决反对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其在印度国内地位的行动”，“西藏与印度毗邻，其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西藏问题是由于中国方面的不慎重造成的，而中国却为了西藏与中立的印度发生冲突，实乃不智之举。” “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好战的中国教条主义者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南斯拉夫为讨好印度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公然要求中国放弃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不惜挑拨中国与苏联为首的全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充分暴露了其无耻叛徒的本来面目。《人民日报》在12月3日第三版发表《铁托集团没有发言权》的社论，指出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根本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早已参加了同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相联结的巴尔干军事联盟，因此绝不同意铁托政府以“调停冲突”之名插手中印边界问题。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猛烈抨击铁托。这篇文章不仅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而且毛泽东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文章除谴责南斯拉夫政府“充当反苏、反华的急先锋”外，还列举了南斯拉夫政府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扶持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法规，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不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且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文章说，这是南斯拉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抗法战争时期与南斯拉夫的积怨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原因，时年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在中南论战中公开指责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政府与北越方面的关系亦因而颇为紧张。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斯拉夫方面指责北越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为“侵略行为”，主张和平谈判，称积极援助北越方面的中国“利用越南局势大搞阴谋投机活动”。《战斗报》在当年2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中，提出把越南问题提交时年台湾中华民国为成员之一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在2月25日的报道中，又指责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奉行“实力地位政策”，称中国禁止越南接受苏联等其他国家的援助，并扣押这些国家从中国境内转运的援越物资。《新闻周报》在2月14日的评论中，声称中国对北越的支持是“助长越南危机”、“为美国占领越南南方提供了合适的借口”。中国方面随即予以驳斥。《人民日报》于3月11发表文章，称“南修”当局“玩弄欺骗手法竭力为美帝国主义掩饰”，妄图通过鼓吹所谓和平谈判帮助美国摆脱它所陷入的“不能自拔的困境”，且积极配合“苏修”出卖越南人民的斗争，为其消极援越的叛卖行为辩护，并指责其帮助苏联制造污蔑中国扣押其援越物资的谣言。当年6月，中国派出志愿军进入越南境内同美军直接作战，南斯拉夫指责称中国“通过武装干涉加剧越南的紧张局势”。

1967年1月，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处派出秘密警察冲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拘捕并殴打馆内临时代办等外交人员。中国外交部向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外交人员，并向遭受殴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且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中方提出抗议和要求后，被扣押的外交人员很快被释放。一批遭铁托当局通缉后流亡某西欧国家的南斯拉夫人于当年2月4日给中国政府去信，表示谴责南斯拉夫政府这一公开的反华行动。3月29日，该信全文被刊载于《参考消息》。

1968年欧洲爆发六八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干涉而失败后，铁托欲派遣爱德华·卡德尔访华。然而出于意识形态以及自1940年代末开始两国积怨不浅的原因，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南斯拉夫政府作出任何妥协，拒绝接待任何南斯拉夫领导人，因此两国关系未出现任何改变。《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0日第五版连续发表《修正主义的统治长不了》、《“学生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联合起来”》和《铁托集团倒行逆施，青年学生苦难重重》三篇社论，在8月27日第五版也发表了题为《看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是个什么东西》的文章，指名抨击铁托当局。

中南关系和解后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结束了中南交恶以来近30年的对立状态。当时正值华国锋时期，中国在中苏交恶的背景下积极发展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1989年六四事件中，南斯拉夫政府公开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国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出：“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同年10月14日，南斯拉夫《信使报》刊登了一篇介绍西藏的文章，主要内容为诸如“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武装吞并，灭绝宗教”的论调以及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吹捧。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此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表示：“那些认为西藏应从中国分裂出来建立独立国家的人们，对科索沃问题持有什么态度？”

1990年8月，萨格勒布大学校长滋沃尼米尔·舍帕罗维奇（后任克罗地亚首任外长）向达赖喇嘛发出访问该大学的邀请，但最终被中国驻南大使馆阻止而未成行。

1990年代至今

南斯拉夫解体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称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于科索沃战争期间支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对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非常不满。中国反对北约干预科索沃事务，担心鼓励在西藏或新疆的分离主义。由于中国长期在科索沃等问题上支持塞尔维亚，加上两国多有合作，双方也被形容为“铁哥们”。中国外交部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表达严重关切。中国至今不承认科索沃独立。

2009年，塞尔维亚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战略伙伴。2016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6年中国同塞尔维亚签署普通护照互免签证协议，并于2017年生效。

自2017年亚历山大·武契奇担任塞尔维亚总统后，中塞双方关系愈发亲密，塞尔维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2020年初2019冠状病毒病在欧洲爆发后，塞尔维亚与中国积极合作。中国向塞尔维亚提供医疗物资，并派遣专家前去协助抗疫。2022年4月9日，中国的军用飞机向塞尔维亚运送了常规军事物资。

2023年10月17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塞尔维亚国内和对外贸易部部长莫米洛维奇，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共同见证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塞尔维亚成为中国第29个自贸伙伴，也是中国签署的第22个自贸协定。相关谈判于2023年4月启动，9月底实质性完成。协定签订后，双方会推进各自国内程序并将于2024年7月1日履行协议实施。同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正式签署了塞尔维亚高速动车组车辆采购商务合同，出口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的动力分散型电力动车组。

202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中央银行签署在塞尔维亚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战略伙伴

塞尔维亚与中国于2009年8月签署战略伙伴协议。协议内容广泛，包括互相尊重领土统一、为贸易、文化、技术、科学交流等。

2016年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双方宣布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医疗合作

2020年4月8日，塞尔维亚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华大基因签署合作协议，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签署并发表感谢。双方计划在贝尔格莱德和尼什落成两座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两座实验室每日最大检测量为3000份样本，大大提升了塞尔维亚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7月30日落成第二座实验室时，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亲自访问实验室。2021年2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家组和中国华大集团专家授勋，以感谢他们在塞尔维亚抗疫工作中的贡献；其中授予帮助塞尔维亚修建“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的华大集团专家“一等塞尔维亚国旗勋章”。

2021年4月6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马伊丹佩克市鲁德纳格拉瓦村卫生防疫站接种第一剂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

经贸关系

中国是塞尔维亚在亚洲区域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22年中塞双边贸易额3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中国出口额21.8亿美元，进口额13.7亿美元。塞尔维亚主要向中国出口天然橡胶、橡胶产品、机械设备、软木、木材等。而中国则主要向塞尔维亚出口机械设备、制造业产品、衣物、鞋制品、纺织、化学品及大宗物品。

2014年12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塞尔维亚，参与卜平大桥的通车仪式。

2021年2月14日，中国与塞尔维亚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互认协定，中塞双边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继续提升。

文化关系

根据1957年6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协定，双方维持教育及文化的合作。孔子学院在贝尔格莱德在2006年8月设立。

最近的双边互访会议

日期	访问
2000年11月	外交部长舍瓦丁·约瓦诺维奇访问北京
2000年12月	外交部长唐家骏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1年8月	联邦副总理米罗柳布·拉布斯访问北京
2002年1月	联邦总统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访问北京
2003年4月	外交部长戈兰·斯维拉诺维奇访问北京
2003年4月	外交部副部长刘古昌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3年11月	佐兰·日夫科维奇总理访问北京
2004年9月	国防部长普尔沃斯拉夫·达维尼奇访问北京
2004年10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女士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5年2月	鲍里斯·塔迪奇总统访问北京
2005年5月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5年5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淇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5年5月	外交部长李肇星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5年10月	武克·德拉科维奇外长访问北京
2005年12月	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部长拉西姆·利亚吉奇访问北京
2006年5月	贝尔格莱德市长内纳德·博格达诺维奇访问北京
2006年5月	安全情报局局长拉德·布拉托维奇访问北京
2006年8月	访问中国国务委员唐家骏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7年4月	回良玉副总理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7年4月	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兹德拉夫科·波诺什访问北京
2007年9月	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访问北京
2008年8月	鲍里斯·塔迪奇总统访问北京
2008年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秉德访问贝尔格莱德
2008年11月	国防部长德拉甘·舒塔诺瓦茨访问北京
2009年4月	博希达尔·切利奇副总理访问北京
2009年8月	由鲍里斯·塔迪奇率领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2010年6月	米尔科·茨韦特科维奇总理访问北京
2010年7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贝尔格莱德
2010年12月	移民部长斯尔詹·斯雷科维奇访问北京
2011年5月	杨洁篪外长访问贝尔格莱德
2011年8月	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斯拉维察·茹基奇·德亚诺维奇访问北京
2013年8月	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访问北京、杭州和上海
2014年12月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贝尔格莱德
2015年9月	塞尔维亚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访问北京
2015年11月	塞尔维亚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访问苏州
2016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贝尔格莱德和斯梅代列沃
2018年9月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访问天津
2023年5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贝尔格莱德
2024年5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贝尔格莱德

参见

• 塞尔维亚外交
•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列表
• 科索沃战争
  •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 中国—科索沃关系
• 中国—黑山关系

外部链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官方网站（简体中文）（英文）（塞尔维亚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官方网站（简体中文）
•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英文）（塞尔维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