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部局乐队
外观
(重定向自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
上海工部局乐队,又名“市立管弦乐队与吹奏乐队(Municipal Orchestra and Band)”,为西方人在中国最早创立的职业西式管弦乐队,前身为上海公共乐队(Public Band),后发展为上海交响乐团(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曾有“远东第一乐队”之誉。
生成背景
[编辑]1843年 上海开埠
[编辑]清政府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并于次年按条款所订定,正式对外开放上海做指定通商口岸,其中亦包含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五个港口。1845年,英方提出租借请求,双方决议采用“永租制”来确定居留地及其相关权利,并成立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随后美租借(1848)及法租借(1849)相继成立,至1863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界,并成立“公共租界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因此,自上海开埠后,以侨民为中心的租界生活为上海城市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场域。
历史沿革
[编辑]1864年 上海爱乐社及巡捕房乐队的成立
[编辑]- 公共租界中最早的文化团体可分为舞蹈、音乐和戏剧等型态,以1864年所成立的上海爱乐社(Shanghai Philharmonic Society)及1866年的“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为代表,团员组成以业余演出者为主,并于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进行演出。据《字林西报》1867年2月28日的记载,西人爱美剧社的广告篇幅中预告其演出配乐为管弦乐队和钢琴,并提及上海爱乐社及指挥雷慕萨(Jean Rémusat)之名,可以见得此二文化团体之互动关系,并开启了上海室内艺术文化的扉页。
- 工部局巡捕房乐队于1864年成立,目的在于提高巡捕士气以及提供外籍巡捕的娱乐消遣,至1868年已发展成具有经费资助及固定排练场地的小型军乐队,为工部局乐队出现以前唯一为外侨服务的西洋乐队。[1]
1874年 管乐社于外滩公园演出夏季露天音乐会大获好评
[编辑]- 管乐社(Wind Instrument Society)的演出成员大多为业余演奏者,少部分为“拿报酬成员”,由指挥雷慕萨(Jean Rémusat)所策划的演出活动虽大受欢迎,但由于露天音乐会的开放性质,不需购买门票即可欣赏,使得收入与支出不成比例,据1878年5月25日《北华捷报》指出乐队无法负担报酬成员应得的工资,因此在这样供需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专业的乐队分工及为市民服务的乐队构想应运而生。
- 1878年“上海娱乐基金会(Shanghai Recreation Fund)”填补了乐队于1874-1876的财政赤字,于隔年正式接管此乐队,并同时成立“乐队委员会”辅助乐队日常行政事务,任命法国音乐家雷慕萨(Jean Rémust)为乐队首任指挥。
1879年 上海公共乐队成立
[编辑]- 公共乐队(Public Band)的规模为一小型业余管乐队,初期是为因应欧洲侨民对文化娱乐的需要而成立,例如每年夏季在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音乐亭的露天音乐会,接着因工部局运动事业基金的赞助,开始为万国商团游行典礼及市府机关活动伴奏,实际上已渐渐超出自娱自乐的范畴,开始萌生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导向文化政策的正视。另一方面,以乐队组成而言,公共乐队承袭管乐社(Wind Instrument Society)的配器传统,主要透过管乐器进行演奏;大部分团员并非租借侨民或者中国人,而是指挥雷慕萨(Jean Rémusat)亲自招募的菲律宾乐师,因佣金低廉以及可集体招聘,使得经营上较为便利。
- 历任指挥:1881年韦拉(Melchior Vela)、1900年瓦兰沙(M. A. Valenza)、1906年布克(Rudolf Buck)、1919年梅百器(Mario Paci)。
1922年 改称上海工部局乐队
[编辑]- 直至1942年由日本政府接管更名为“上海交响乐团”前,此乐队皆以“上海工部局乐队(Municipal Orchestra and Band)”为名而演出,从此进入真正的管弦乐队时代。据1922年《工部局年报》记载,此时期的团员组成为24名欧洲乐师与19名菲律宾乐师,而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可说是重要推手,与小提琴家富华(Arrigo Foa)搭档,任职期间可谓乐队漫长历史上的黄金期[2]。
- 当时的演奏活动主要分为冬季和夏季,冬季主要以室内音乐会为主,如在市政厅所举办的盛大周日交响音乐会(Sunday Symphony Concert)及较为轻松的周五品茗音乐会(Friday Tea Concert);而夏季除周五及周日外,每天固定于下午五点半举办露天音乐会,对指挥而言,因为乐器音响构造的差异,户外音乐会是管弦乐队的一大挑战,但在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的田野纪录中依旧给予乐队水准极高的评价,此外,亦可从《工部局年报》所记载的观众人数见得乐队的演出活动非常受当时市民所欢迎。乐队黄金期于1942年5月,工部局举办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时画下句点。
历任指挥
[编辑]1879-1880年:雷慕萨(Jean Rémust,法国人)
[编辑]- 1878年法国音乐家雷慕萨(Jean Rémust, 1815-1880)至海外演出时,途经上海时稍做停留,便为被甫成立的乐队委员会招揽成为管乐社首任指挥。
- 1879年至马尼拉举办长笛独奏会,并招募筹备公共乐队的新成员。
- 1881年雷慕萨去世。
1881-1899年:韦拉(Melchior Vela,西班牙人)
[编辑]- 1881年纳税人会议决议将乐队交由工部局管理,并利用税金营运都市乐队,委任维拉为乐队第二任指挥。
- 韦拉出任指挥的同时,亦演奏小提琴,并试图将乐队规模扩张为管弦乐队。因此在亲赴马尼拉挑选乐师后,积极借用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及法租界当局的西洋弦乐器予以管乐乐师加以训练,并于1883年邀请葡萄牙音乐家格斯达(Da Costa)入团指导乐师。因此上海公共乐队不仅可作为管乐队亦可作为管弦乐队,满足租借生活的各种音乐需求的同时也节省了经费开销,在韦拉将近二十年的领导下,公共乐队的艺术水平逐渐提升。
- 1899年韦拉返回欧洲。
1900-1906年:瓦兰沙(M. A. Valenza,意大利人)
[编辑]- 1900年,继韦拉大幅提升公共乐队的艺术水平后,瓦兰沙被推举为公共乐队的第三任指挥。
- 此时期艺术水平的提升,使得工部局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经营乐队,但在瓦兰沙的带领下,乐团表现与收入并未随着经费的投入的增加而稳定成长,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工部局董事会及乐队委员会的不满,由1906年《工部局年报》的资料可以推断委员会试图为乐队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作为一个好的指挥,应该就乐队的演出水准向乐队成员提出明确的要求,而对于乐队的演出活动来说,也应该“比现在的指挥”持有更高的理想。”如重新任命有能力的指挥、增加优秀的欧洲乐师比例、固定乐队演出形式等。
1906-1918年:布克(Rudolf Buck,德国人)
[编辑]- 1906年布克携带六位欧洲团员抵沪,成为公共乐队第四任指挥。
- 布克曾担任乐评撰稿人,在《工部会年报》中因文笔优势而有较多篇幅的纪录,文章长度亦超过乐队委员会的篇幅。此外,布克在此时期扩充乐队编制为两管制,演奏曲目亦随之增广,并于1908年首次将乐曲解说放入音乐会节目单中,使乐队逐一走向专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 1913年,乐队中的欧洲乐师人数达到14位,各声部首席皆为德奥音乐家[3],透过乐队规模逐渐扩大、演奏水平逐渐提高以及演奏曲目与形式的多样化,使公共乐队逐渐成为租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布克时代[4]的终结,其所属的德国为战败国,布克亦离开上海返回欧洲。
1919-1942年:梅百器(Mario Paci,意大利人)
[编辑]- 1918年,梅百器抵沪,并于隔年举办钢琴独奏会及交响演奏会。
- 1919年,当局为振兴因战争而陷入混乱局面的公共乐队,特聘其为公共乐队第五任指挥,亦为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首任指挥。
- 1921年,梅百器亲自赴欧招聘一流欧洲乐师并购回大批新颖乐器[5],小提琴家富华(Arrigo Foa)随其来沪出任乐团首席,据记载1922年乐团组成为24名欧洲乐师及19名菲律宾乐师,一举成为享誉世界、亚洲第一的管弦乐队[6]。隔年更名为“市立管弦乐队与吹奏乐队(Municipal Orchestra and Band)”乐队规模与演奏水平达到了空前的发展,亦被称为乐队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期。
- 梅百器试图提高演奏曲目及型态的多样化,广邀欧洲知名演奏家及歌剧团来沪进行演出,如1923年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及1931年小提琴家海飞兹,1926年举行韦伯诞辰150周年及逝世100周年纪念音乐会,及为青少年所举办的专场音乐会及1927年意大利卡皮歌剧团来沪公演等。
- 此时期的乐队成员,新增了俄国及中国乐师,菲律宾乐师逐渐减少,起因于1923年起陆续抵沪的俄籍难民音乐家,为上海国际艺坛提供了大批音乐与艺术爱好者。此外,1927年,第一位中国籍演奏家谭抒真[7]首次登上管弦乐队的舞台让不少观众大为惊讶,根据1938年的统计,在当时已有五位中国乐师,如王人艺、陈又新、刘伟佐、张贞黻和黄贻钧等人,打破了外国乐师组成管弦乐队的传统。
管理单位
[编辑]上海工部局乐队作为中国近代最具代表的西式管弦乐队之一,其形成与演变在职业乐团发展上的进程有赖于不同时期的乐队发展理念以及官方组织机构的扶持。
- 1879年成立公共乐队委员会,由八位侨民所组成。
- 1881年由工部局接管,内部分为工部局董事会及工部局乐队委员会,前者为统筹制定政策的机构,依照后者所汇报的内容进行监督、指导并做出最终决定。[8]
- 1906年重组公共乐队委员会。
- 1942年工部局裁撤乐队, 乐队委员会亦随之取消。
存废问题与结语
[编辑]自1930年代起,各界对于乐队存废问题开始广泛探讨,其中以主存者与主废者进行讨论,直至1942年进行乐队“改组”事宜。
- 裁撤乐队的起因:乐队规模的扩大以及投入经费增多导致纳税人会亦曾多次表示乐队存在与否的问题。[9]
- 主存者认为乐队性质与图书馆相仿,对于文化推动有所贡献,再加上梅百器时代的辉煌成绩,以使乐队成为远东最著名的乐队之一。
- 主废者认为乐队仅在有产有闲阶级之享乐与消遣,与上海全体市民福利无关。
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成立初期,并未有进入中国社群的意图,直至经费及存废问题逐渐浮出台面后,意大利籍指挥家梅百器开始领导乐队演奏中国作品、接纳中国团员并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此过程无疑是一段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接受史,亦是中西音乐交流的一大进程,也使乐队得以在不同时期以新的姿态延续生命。
参考资料
[编辑]- ^ 王艳莉. 從捕房樂隊到職業管弦樂隊——略論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歷史沿革. 艺术研究. 2010, (01): 142-143.
- ^ 榎本泰子, 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 梅百器. 上海: 上海辞书. 2009: 97. ISBN 9787532625802.
- ^ 汤亚汀. 上海工部局樂隊史.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 2014. ISBN 9787806929681.
- ^ 韩国𨱑. 上海工部局樂隊研究. 艺术学. 1995, (14): 143-205.
- ^ 汪之成, 俄侨音乐家在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音樂隊.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 2007: 23. ISBN 9787806922545.
- ^ 田边尚雄. 中國朝鮮音樂調查紀行. 日本: 音乐之友社. 昭和45: 247.
- ^ 谭抒真. 1927年,我加入上海工部局樂隊. 音乐爱好者. 2017, (05): 55-59.
- ^ 王艳莉. 上海工部局樂隊管理機構初探. 中国音乐学. 2011, (01): 55-62.
- ^ 王艳莉. 上海工部局樂隊的裁撤風波——兼及梅百器樂隊經營策略. 音乐研究. 2010, (05): 86-97.